在列寧逝世後的數年內，蘇聯仍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隨著形勢的轉變，新經濟政策開始越來越不能滿足國家迅速工業化的要求，而且還滋生出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如糧食收購危機和富農、城市資產階級的破壞活動等等。於是，國內外問題互相交織，對蘇維埃政權的生存構成了嚴峻的威脅。在此形勢下，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強行征糧和強迫富農遷移等，力圖使國家擺脫困境，以達到鞏固政權和啟動工業化的目的。這些措施的執行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使迫在眉睫的社會危機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同時也引發了國家經濟、政治路線的轉變。由此，蘇聯開始朝著放棄新經濟政策和創建蘇聯模式的方向發展。
一、蘇聯模式的形成和實行
1928～1929年連續兩次進行的強行征糧，是蘇聯“拋棄”新經濟政策的第一步，雖然此時蘇聯仍未作出停止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決定。1929年12月，在徹底擊敗布哈林派之後，斯大林才正式宣布停止實行新經濟政策。他說：“當它（指新經濟政策——筆者注）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頁。]這是對農業集體化和快速工業化路線的全麵認定，是創建蘇聯模式的政治宣言。隨著全盤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迅速推進，與之相配套的一係列措施、政策、法規的相繼出台，蘇聯模式開始形成。
下述將對蘇聯模式形成和發展的曆史過程作概要闡述：
第一，蘇聯模式是在1929年前後逐步形成的，它是以新經濟政策的對立形式出現的。
1924年，斯大林開始執政，此時蘇聯仍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1927年，農民在生活上獲得了一定改善，已經購置了一些必要的農用生產工具後，開始拒絕低價售糧。1928年初，國家開始麵臨缺糧危機，城市工人糧食供應嚴重不足，國家沒有糧食可供出口。因此，以糧食換取外彙，然後又從國外購買工業設備和技術的工業化戰略無法實施。在經過政治局成員的一致同意後，[在192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上，大會否決了采用暴力剝奪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但是，在緊接著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不單是斯大林，而且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同意實施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107條，該條規定：對從事糧食投機倒把和囤積居奇的分子予以嚴懲，本人交法庭判罪，糧食由國家沒收。就是說，包括布哈林在內的聯共（布）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同意采用暴力辦法征糧。參閱陳之驊主編：《蘇聯史綱（1917～1937）》，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465頁。]斯大林關於執行“非常措施”在農村強行征糧的建議被全黨接受，並迅速被付諸實踐。征糧隊在全國各地強行向富農征集餘糧，中農經常也被不適當地加以掠奪。1929年初，由於仍未能購得足夠的糧食，國家又再次執行“非常措施”。強行征糧的辦法，突破了新經濟政策提倡的向農民購買糧食的準則。但是，強行征糧本身隻不過是一種臨時措施，它仍構不成一種與新經濟政策不同的社會體製。從1929年4月、5月起，隨著集體化運動的大規模開展和第一個國民經濟計劃的通過和實行，蘇聯開始真正邁出了超越新經濟政策，創建蘇聯模式的步伐。1929年4月，聯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派的鬥爭告一段落後，集體化運動在全國掀起。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說法，“從1929年夏季起，我們進入了全盤集體化階段”。[《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57頁。]新經濟政策的農業經濟組織形式被集體農莊所代替。1929年5月，具有指令性的《蘇聯第一個五年國民經濟建設計劃》被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批準通過並全麵加以實施，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在蘇聯現出雛形。
1929年12月5日，聯共（布）中央通過了《關於改組工業管理的決議》，決定改組企業之上的托拉斯，撤銷辛迪加和管理總局，成立實行經濟核算的各個聯合公司，統一管理企業的生產和銷售，實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聯合公司—企業”三級管理製，這樣，人民委員部通過聯合公司，就可以對企業進行更加嚴格的管理。30年代初，蘇聯政府又進行了信貸、稅製、工資改革，國家對工商業活動進行了嚴格管理，工商業計劃經濟體製的基本輪廓初步形成。1932年，蘇聯通過了第一個《農業勞動組合章程》，把自1928年至1929年即已形成的集體農莊製度牢牢地確定下來，建立了嚴格的農產品義務交售製，從而保證了國家對糧食生產和分配各個環節的嚴格管理。這樣，蘇聯農業人民委員部就集中了全國的農業經濟管理權。在工商業和農業都實行了計劃管理之後，私人工商業皆被取締，市場商品流通被排斥。蘇聯對全國的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絕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都進行了嚴格的部門管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初步形成。
在政治體製方麵，反對派的全線潰敗，使斯大林在黨內的權力得到了空前加強。原來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等人分別占據的黨、政、軍的高級職位，都由斯大林的得力親信所執掌，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開始出現。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擁有極大權力，斯大林個人在黨內矗立起了無比崇高的威望。任何時候都需要有權威，否則，不論是政黨還是領袖都不能行使有效的統治和管理，尤其是在斯大林時期特殊的社會形勢下，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權模式更具其現實合理性。但是，如果權力過分集中，超過其應有限度，變成不受任何約束的力量，就會走向反麵。當領袖的個人權威過分膨脹，以至於打破了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時，它的負麵作用就會逐漸超過其積極作用，對社會造成破壞。由斯大林及其得力親信掌握黨和國家的主要政治權力後，列寧逝世初期蘇聯出現的權力分割局麵不複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聯共（布）告別了權力紛爭階段，進入了由斯大林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新時期。
為了配合政治鬥爭和經濟路線的轉軌，蘇聯對文化意識形態體製也作出了相應的調整。在罷黜了布哈林派的文化領導權後，斯大林對哲學社會科學界、教育人民委員部和學術文化團體進行了全麵改組，開始締造起一個完全服從於新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文化、意識形態宣傳機構和學術陣地。在對德波林及其學派進行批判時，政治幹預學術的做法開始被不適當地運用和認可。在盧那察爾斯基和波克羅夫斯基被清除後，教育委員部實現了領導層的變更，以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終於全麵掌握了教育委員部的權力。隨著黨內文化體製的轉換，教育機構進一步實現專業化，學術文化團體逐漸行政化，一個高度集中的文化模式逐漸矗立了起來。
從以上三個方麵看，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高度集中的蘇聯模式已初步形成。隨後，社會形勢的轉變又促使蘇聯模式不斷發展，迅速走向成熟。
第二，隨著農業集體化和高速工業化的順利推進，蘇聯模式終於走向成熟。
1934年，聯共（布）召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書記處所屬的七個中央機關按生產原則改組為工業部、農業部、計劃財貿部和政治行政部等十多個部，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書記處的權力以及它對經濟部門的控製。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工農檢察院被撤銷，原來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被降為它的一個附屬機構。1934年5月，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蘇維埃建設和經濟建設方麵的組織措施》的決議，決定撤銷聯合公司，在機器製造部門實行人民委員部生產管理局─企業的二級生產管理體製，在冶金、化學和燃料工業等部門實行人民委員部管理總局─托拉斯─企業的三級生產管理體製。於是，各人民委員部就直接地管理了企業的生產和分配等具體業務，國家機關的權限大大加強了。
1936年，蘇聯頒布新憲法，全麵確認了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文化體製。新憲法以法律形式承認了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的合法性，也確認了生產資料所有製結構和以部門為主的經濟管理體製的正確性。新憲法還明確規定了人民的選舉權利，以憲法的形式認可了人民選舉製度。至此，新經濟政策的社會體製已經完全退出曆史舞台，蘇聯模式得到了全麵確立。
在蘇聯模式的形成過程中，肅反擴大化運動起了不可忽視的催化作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導致了肅反擴大化的發生。依據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愈勝利，階級鬥爭愈劇烈的論斷，[參閱《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上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頁。]內務部把黨內鬥爭升格為階級鬥爭。原反對派主要領導人，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見的人，包括一些軍隊領導人都被當作“人民的敵人”加以迫害。在研究這一問題時，一些學者有意渲染蘇聯的肅反擴大化運動，並用以攻擊當時的蘇聯社會主義製度，這是錯誤的。但是，決不能忽視肅反擴大化給社會主義製度造成的惡劣影響和它所造成的嚴重的政治後果。肅反擴大化使黨內的政治生活越來越不正常，本就具備了權力高度集中特點的政治體製，由於內務部門的各種行為而帶上了破壞法製，人治代替法治的特點，使蘇聯模式具有了許多與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相違背的內容。蘇聯模式政治體製所具有的一些與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則不相一致的特點由此產生。
1938年，由斯大林本人提出分期綱要、並親自撰寫部分章節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出版。該書的出版是當時蘇聯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它既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又全麵地闡明了當時蘇聯的意識形態準則，確立了聯共（布）一元化的社會生活指導思想模式。該書其實就是當時業已形成的經濟、政治體製在理論上的反映。它用理論的形式把蘇聯模式的一係列基本特征界定了下來，為其實行和發展提供了準則。由此，蘇聯高度集中的蘇聯模式開始走向成熟，它不僅有著有力的權力約束機製，而且還有了評判是非的理論標準。
至此，蘇聯模式全麵形成。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在經過兩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成功實行後已經基本成熟，工農業和商業的計劃經濟體製已經形成為一套彼此緊密銜接的有機體，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製已經基本定型。權力高度集中政治體製的日臻成熟和一元化意識形態模式的全麵確立，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有了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屏障。經濟、政治和文化體製的運行及其之間的互動，催熟了高度集中的蘇聯模式。
第三，在二戰後的漫長時間內蘇聯仍然繼續實行蘇聯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耗盡了蘇聯兩個半五年計劃的物質成就，戰爭給蘇聯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同時又反過來加強了蘇聯的國家機器，使蘇聯模式不但未弱化，反而還得到了強化。戰後，蘇聯模式不僅在蘇聯繼續實行，而且還被“移植”到新成立的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在20世紀曆史上，蘇聯模式在蘇聯的締造和實行及其在眾多社會主義國家的“移植”，譜寫了人類曆史上一曲激昂而悲壯的無產階級工農群眾解放運動的協奏曲。
二戰剛結束，共同的強大敵人消失後，美、英、蘇不再具有結盟的現實要求。1946年3月5日，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陪同下，丘吉爾在美國密蘇裏州富爾敦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聲稱“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鐵幕”後麵的國家和人民受到蘇聯“日益增強的高壓控製”。他認為蘇聯所希望的是“權力和主義的無限擴張”。[轉引自施萊辛格編：《世界強權的動力，美國外交政策曆史文獻（1945～1973）》第2卷。]
8天後，斯大林針鋒相對地指出，丘吉爾的“這個演說是危險的行動，其目的是要在盟國中間散播糾紛的種子，使它們難以合作”。他說，丘吉爾是在進行反蘇戰爭宣傳，推行反蘇戰爭方針。[《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下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2～463頁。]
盡管斯大林還是竭力要維持蘇聯與盟國之間的和平共處關係，但冷戰的序幕卻不可避免地拉開了。麵對美英咄咄逼人的冷戰攻勢，[1946年底，斯大林在接見羅斯福之子時表示，美蘇兩國的和平共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他說：“在戰時最緊張的時候，政體不同並沒有阻礙我們兩國聯合起來並戰勝我們的敵人。在和平時期，維持這種關係就更加可能了。”參閱《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下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84頁。]
蘇聯不得不再度進行新一輪的全麵備戰，戰爭陰雲再次籠罩在蘇聯上空。不屈的蘇聯人民無論如何決不能坐以待斃，備戰再次成為他們的唯一選擇。斯大林號召蘇聯人民共同努力，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使蘇聯擁有防止發生任何意外事故的保障。[參閱《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下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1～453頁。]於是，剛剛經過大戰洗禮的蘇聯人民，得不到絲毫喘息之機，冷戰就再次把他們拖入戰爭的夢魘。國家再度肩負著與蘇聯模式創建初期相似的備戰任務。
因此，為了撫平戰爭留下的創傷和恢複國民經濟，為了應付即將到來的新一輪世界戰爭，蘇聯又重新啟動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機器，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體製又按戰前的那一套程序加速運作。而且，這一次，憑借曾經創造過偉大成就的實踐經驗，斯大林及其人民對蘇聯模式具有更堅定的信心，即使在遭遇到美國的核威懾時，仍然巋然不動，勇往直前。在這一時期，蘇聯已經不再是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紅色孤島”，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簇擁下，蘇聯模式在蘇聯的重新實行不僅具有了深厚的工業基礎，而且擁有了更好的外部環境。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計劃委員會編製了第四個國民經濟計劃，要求使蘇聯受害地區得到恢複，使工農業恢複到戰前的水平，然後再大大超過這個水平。在蘇聯模式的推動下，蘇聯人民無所畏懼的重建工作和新的戰備行動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到五年時間，國家很快醫治了千瘡百孔的戰爭創傷，國民經濟迅速恢複並逐漸超越戰前的發展水平。到50年代初，當斯大林逝世時，蘇聯已經在經濟總體實力上向美國逼近。在五六年時間內，蘇聯模式的實行不但使蘇聯從戰爭的廢墟中迅速崛起，而且具有了與美國相抗衡的力量，這就是蘇聯模式的魅力所在。但是，與此同時，蘇聯模式的弊端也日益顯露，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有所減弱，國內經濟矛盾開始更為表麵化。
二、蘇聯模式形成的社會條件
蘇聯模式誕生於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那是一個波詭雲譎的時代，國內社會危機四起，英、法、德、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敵視達到一個新的高潮，資本主義國家對紅色蘇聯的戰爭曾呈現出一觸即發的態勢，戰爭的陰影籠罩著蘇聯全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再度經受著生存危機的考驗。
第一，國內開始出現複雜的社會危機。
列寧逝世後，在新經濟政策的指引下，蘇聯國內經濟狀況相對較為穩定繁榮，但是，政治生活則較為混亂無序，黨內的派別鬥爭一浪高過一浪。經濟上的穩定狀態也未能保持多久，到1928～1929年間，糧食收購危機引發出新的經濟矛盾，國內經濟矛盾不斷激化，階級鬥爭日趨激烈。而且，這一係列的社會問題還直接影響到黨內領導高層的決策，黨的高層領導人的政治鬥爭開始與經濟路線的分歧糾纏在一起，黨內不同派別甚至還代表了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這又進而加深了黨的高層領導的分裂。一言概之，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後期，蘇聯社會又遭遇到巨大的困難，蘇維埃政權再次麵臨生存危機的考驗。
列寧逝世後，斯大林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聯合擊敗了托洛茨基，又與布哈林、李可夫等聯手擊敗了托—季聯合反對派。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遂掌握了黨的主要權力，黨內再度形成一個相對團結一致的領導集體，列寧逝世所留下的政治困境開始出現轉機。但是，在糧食收購危機爆發後，斯大林與布哈林及其支持者也發生了衝突。他們的衝突表麵上雖然也是政治上的權力鬥爭，但實質上則是經濟路線的較量。這是兩種經濟路線主張的鬥爭，是很難彌合的分歧。於是，糧食收購危機與黨內高層權力爭奪互相交織，共同引發了20年代末蘇聯國內社會危機的全麵爆發。
危機首先在農村爆發。1927至1928年連續兩年的糧食強行征購，乃是在糧食獲得豐收後，農民拒絕低價售糧後迫不得已的選擇。在采取這一非常措施時，斯大林主要是遷怒於富農對商品糧的壟斷。在適當調整糧食價位後仍未能從市場上購得足夠糧食時，斯大林決意采用非常措施，從富農手中征取必要糧食。布哈林對這種做法是持反對態度的。在黨內勉強達成了強行征糧的一致認識之後，強行征糧的辦法暫時被采納。但這卻引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富農被強行剝奪，中農也經常被不適當地掠奪，農村社會出現了動蕩局麵。至1929年，農村社會矛盾完全激化，擺在領導者麵前的農村問題的出路隻有兩個：或者放棄強行征糧的辦法，向富農妥協，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或者對富農采取堅決不妥協的做法，徹底廢除富農對糧食的壟斷權，這意味著要拋棄新經濟政策，實行農業集體化。選擇前者，有可能導致黨的威信掃地，富農將成為這一回合較量中的勝利者，今後黨的領導地位將岌岌可危。選擇後者，自然是走上蘇聯模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