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前七年，我國學習模仿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非常突出，值得充分肯定。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當然，既然是“照抄照搬蘇聯模式”，當然也存在不足，采取了一些不符合國情的做法。所以，隨後我國才會走上“以蘇為鑒”的道路，積極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一、毛澤東等人積極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社會主義改造高潮過去後，經濟建設成為中心任務時，毛澤東開始總結幾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經過反複思考，毛澤東對照抄照搬蘇聯模式的做法有所懷疑，心裏“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這種情緒表達，既是富有曆史意義的反省，也是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端。
1.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的理論認識
從1956年起，毛澤東關於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索有所深入，逐步加強了超越蘇聯模式和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決心。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人開始從如何調整經濟布局、合理發揮資本主義的積極性、確立正確的文化方針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等方麵入手，積極探索克服蘇聯模式弊端的途徑。
（1）“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思考過社會主義建設是否要采取千篇一律的模式之問題，大膽地提出了中國應該走自身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論斷。他說，“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製度在各國的具體發展過程和表現形式，隻能有一個千篇一律的格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頁。]他認為要“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頁。]於是，他連續找了經濟部門的34個部、委、辦負責同誌談話，聽取他們的彙報，之後又聽取了湖北、廣東兩省委和武漢、廣州兩市委的彙報，看了10來個省市委和約300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的書麵彙報。兩個多月的緊張繁忙的調查研究工作雖然辛苦異常，卻使毛澤東對“自己的建設路線”有了一套想法，他把它歸納為十大關係，並在1956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闡發。這篇講話就是《論十大關係》，它是毛澤東積極克服蘇聯模式弊端，探索中國自身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理論成果。
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毛澤東認為蘇聯模式的經濟體製至少有三個主要弊端：其一是重工輕農，“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1913年沙俄穀物產量達8600萬噸，而1953年僅為8250萬噸。另一方麵又搞義務交售製，“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把農民挖得很苦。其二是重“重”輕“輕”，蘇聯的重工業與輕工業投資比例為9:1，致使“市場上的貨物不夠”，消費資料供給緊張，人民生活貧乏。其三是實行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管理體製，“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緊緊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同上書，第24、29~30、31頁。]
從今天的眼光看，毛澤東此時的認識仍然沒有突破蘇聯模式的藩籬，他還認識不到蘇聯模式在經濟方麵的根本弊端是人為排斥經濟規律的作用，否認市場和市場機製，否認非公有製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定時期內的積極作用。但是，必須看到，毛澤東沒能認識到這些並不奇怪，這是時代的局限性，不能歸責於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局限，因為在他們那一代的社會主義理想中，這些事物被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是要消滅的、絕跡的。可以肯定指出的是，在那個時期，毛澤東能夠認識到蘇聯模式的一些弊病，並提出形成“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的主張，積極采取行動克服蘇聯模式經濟體製的弊端，這本身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針對蘇聯模式所具有的重工輕農、重“重”輕“輕”的弊端，毛澤東提出了“要注重農業、輕工業”的主張，他認為合理的做法就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4頁。]
在他的領導下，經濟計劃比起原先的計劃有了很大的改觀，1956年的工農業支出之比調整後實際為4.19:1，“重”“輕”之比為7:1。爾後，《論十大關係》中關於要注重農業輕工業的思想又有所發展。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們說：“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同上書，第200頁。]這是因為農業關係到5億農村人口與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和產品的重要市場，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是換回工業設備的出口物資的重要來源，是提供工業發展資金的重要來源。一個月後，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著名講話中，提出了“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同上書，第241頁。]的思想。1958年初，毛澤東又從政治上著眼，提出了“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原則”。[轉引自《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頁。]毛澤東這些論斷集中到一點，就是要克服蘇聯模式重工輕農，重“重”輕“輕”的弊端。
針對蘇聯模式的管理體製過度集中、僵化的弊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了合理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的主張。他認為，“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係的獨立性”，[《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同上書，第31頁。]在作了《論十大關係》報告的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毛澤東還言辭激烈地指出，“企業應當有怎樣一種獨立性呢？……叫做要有點‘獨立王國’……這裏的所謂‘獨立王國’，是說要有半獨立性，或者是幾分之幾的獨立性，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總之，如果因為反對獨立王國就把一切獨立自主都反掉了，沒有一點自主權，那事情也很難辦。”[同上書，第53頁。]這些話表明毛澤東希望擺脫蘇聯模式的管理體製，使企業有自主權和靈活性，認為如此才能發揮企業的積極性，更有利於加快經濟發展。1957年9~10月間的八屆三中全會，依照毛澤東的設想，中央通過了對工業、商業和財政管理體製實行部分權力下放的三項決議，並由國務院於11月15日公布實行。雖然1957年及以後的擴大企業與地方自主權的改革並不成功，[由於沒有形成市場機製，在政企不分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這種改革實際成了一放就亂（企業多招工多分錢、地方多上項目多貸款，實質上是亂花錢），一收就死（1961年1月中央發文將以前下放的權力全部收回，企業和地方又成了中央擺布的木偶），結果放也不是，收也不是，掉入了收放兩難的無解怪圈。]但是，這是新中國對源自蘇聯模式的經濟管理體製做出的首次重要改革，其曆史意義無比深遠。
《論十大關係》還分析了五種經濟關係：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中央和地方。強調要照顧重點、兼顧兩麵，實質就是同時並舉。毛澤東後來形象地比喻為兩條腿走路，不要學蘇聯做獨腳行者。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一係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1958年12月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對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作了全麵概括，並指出了它的哲學基礎，他說：兩條腿走路是對立統一的學說，是屬於辯證法範疇的。1958年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我國有很大的發展。例如：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工業與農業同時並舉，重工業與輕工業同時並舉，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同時並舉，土法生產與洋法生產同時並舉。[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38頁。]毛澤東還指出，上述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也是以蘇聯為鑒戒的。蘇聯隻重視重工業，不重視農業、輕工業，這是一條腿走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手扶拐杖，比較偏頗。他最後強調：“一句話，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而不是一條腿或者一條半腿走路的方針，這樣的一整套方針是正確的。”[引自《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44頁。]從根本上說，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的提出，充分反映出中國探索自身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積極努力，這種探索是積極的、正麵的，值得肯定的，盡管在實踐中這個方針有不盡如人意的結果，反映出中國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的無比艱難。後來，在大躍進中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卻實際轉到了偏重重工業，以鋼鐵生產為國民經濟之綱的錯誤方向。這說明，新中國在超越蘇聯模式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1956年1月，新中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資本家敲鑼打鼓的歡迎下，幾乎不到一個月就基本完成了。生產關係的變革如此之速，給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一定的負麵影響。麵對這些情況，毛澤東開始探討社會主義如何在消滅資本主義的同時又搞資本主義的問題。對比蘇聯滅絕資本主義的做法，這種探索無疑是“以蘇為鑒”的一種具體行為。
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在與黃炎培及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座談時，提出了“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設想，並主張不要急於國有化。他說：“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開私營工廠……這叫新經濟政策……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1頁。]
這段話精辟地表明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如何正確對待資本主義問題的理解。這種理解與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的設想頗有相似之處，但與後來斯大林領導締造蘇聯模式的思路是不同的。
毛澤東的這個“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設想，在黨內得到了共識。12月29日，劉少奇在人大常委會上傳達了毛澤東這個“新經濟政策”的談話精神並作了發揮。他說：“有一些資本家，他們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八萬元、幾百萬元的，一家子一年用不了這麼多錢。如果他們要蓋工廠，是否可以準許他蓋呢？可以的。”“有這麼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麵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看你的花生好不好，看你的豬肉好不好。”[載自《黨的文獻》，1988年第6期。]1957年4月6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1957年計劃草案時說：“大煤礦國家開辦；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開。”推而廣之，他又說：“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外彙不夠，如有些人向香港或外國貸款辦工廠等，付給一點利息，可以挖掘一些潛力。”[同上。]劉少奇還說：“所以讓這個自由市場包括一點私商，給資本主義一點活動餘地，讓他們來鑽我們的空子。這樣我們就不隻有計劃性，而且有多樣性和靈活性，就可以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搞得更好。”[劉少奇：《論自由市場問題》，轉引自《毛澤東經濟思想大辭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602頁。劉的這個講話被收入1985年12月出版的《劉少奇選集》下卷，但關於自由市場的這大段話卻被刪去了，可見改革開放7年後自由市場和私營經濟仍是禁區，這樣一比較，就可以感到毛劉周“可以搞資本主義”的想法在當時真是夠解放夠大膽的，而新經濟政策未能實行也是能理解的。]
從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有關中國的“新經濟政策”的談話可以看出，新中國這一政策是提倡“以蘇為鑒”的結果。它正確地反映了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的客觀需求，其實質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消滅、公有製經濟成為主體的條件下，為了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和滿足人民生活的多樣要求，適量地較長時期地發展非公有製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華僑投資和外國貸款投資）。盡管這些設想胎死腹中，並沒有在實踐中得到真正貫徹，[毛澤東的確提出了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張，其他領導人也隨聲附和，但查閱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並沒有出現一段“新經濟政策”時期。別說三年五年，連10天半個月稱為“新經濟政策”的時段也沒有。]但對於超越蘇聯模式的理論探索而言這是一個大的進步。
（3）提出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雙百方針
在意識形態領域，蘇聯模式實行的是指導思想高度一元化，社會文化生活單調，甚至連沒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也貼上了黨性的標簽。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這種弊病，主張以蘇為鑒，提倡中國的文化建設方針要與蘇聯不同，應該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雙百方針”最早萌芽於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展成熟於50年代。延安時期，毛澤東同誌提倡，“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869頁。]1951年，毛澤東為中國戲曲學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頁注21。]“百花齊放”首次麵世。其後，在回答有關《中國曆史概要》一書爭議時，毛澤東指出，把稿子印發給全國曆史學家討論，實行“百家爭鳴”。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作總結發言時講了8個問題，第5個問題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同上書，第54~55頁。]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一次公開宣布：“雙百”方針是對待藝術和科學問題的方針。
在貫徹“雙百”方針過程中，毛澤東還在全國積極地進行宣講工作，打消人們的疑慮。從1956年4月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到5月的最高國務會議，再到1957年1月中下旬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2月16日在頤年堂召集胡喬木、周揚等文化界領導開的座談會，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直到3月中上旬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最後在3月底到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會見黨政軍幹部（包括安徽省），幾乎整整一年時間，毛澤東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地宣講“雙百”方針，做說服工作。連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來到處講一點話。”[轉引自肖延中編：《晚年毛澤東》，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頁。]在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帶領和鼓舞下，“雙百”方針在從1956年5月～1957年5月的整整一年間得到了較全麵的貫徹，我國的科學文化事業在這一年呈現出了生氣勃勃的新氣象。
總體上說，“雙百”方針在這一年內得到了好的貫徹，中國社會主義的文化實踐短暫地實現了對蘇聯模式的超越。盡管經曆了這喜人的一年後，中國文化界又出現問題，“雙百”方針很快就不提了，轉而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新路線。但是，不能否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建設方針的提出，是新中國超越蘇聯模式文化體製的一次積極探索。這種探索乃是形成中國自身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必要前提。
（4）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
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的講話。在《正處》的講話中，毛澤東不但清楚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而且明確提出了處理這些矛盾的正確方法。這就將斯大林晚年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理論又往前推進了一步，形成了克服蘇聯動輒用殘酷辦法處理黨內不同意見分歧的正確思路。這個思想的提出，是斯大林以來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次進步，是中國在探索自身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出現的一個重要理論收獲。
首先，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新說，發展了馬列主義的社會矛盾學說，糾正了斯大林以來社會上普遍流行的形而上學認識。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上，斯大林曾經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完全適應。在逝世前的一年，斯大林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開始認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但是，當時斯大林仍然沒有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歸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否認這一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毛澤東則從哲學的高度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麵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頁。]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規律也是存在的，因此，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而且，毛澤東還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的性質是非對抗的，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從而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不斷進步，而不會導致如舊社會被滅亡那樣的後果。
其次，針對蘇聯敵我不分、搞肅反擴大化以及否認人民內部有矛盾或簡單化為工農矛盾的做法，毛澤東區分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兩類社會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並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辦法。毛澤東指出，必須正確認識、區分和處理這兩類矛盾。首先必須分清敵我：“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同上書，第205頁。]其次必須區分兩類矛盾的性質，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又分兩種：一是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農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又細分為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等。二是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他們之間的階級鬥爭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第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方法也不同，前者用專政的方法，後者用民主的方法，其公式為團結—批評—團結：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說服教育解決矛盾，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再次，針對蘇聯模式的一黨製，毛澤東提出了處理與民主黨派關係的方針，這個方針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其中，毛澤東指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頁。]他講，“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同上書，第34頁。]他還對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說，我們國內就是要搞民主黨派林立。我們有意識留下民主黨派，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隻剩下共產黨，弄得大家無所顧忌，這樣做很不好。[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轉引自韓榮璋主編：《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頁。]提出保留民主黨派，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與蘇聯模式的一黨製相比，這無疑是中國取得的一個重大進步。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再次強調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對於探索中國自身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有明確的積極意義。
總之，從1956年初～1957年初的一年裏，新中國確實試圖克服蘇聯模式的弊端，努力探索中國自身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且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麵都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和新方針。雖然，這些新想法和新方針或者沒有實行，或者半途而廢，但是客觀上可以說，我們確實在超越蘇聯模式、形成中國自身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征程上做了積極探索。
2.努力克服蘇聯模式弊端的實踐探索
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新中國隻用了3年時間，就把戰爭造成的創傷全部撫平，把經濟恢複到戰前的最好水平。1953年，在蘇聯的幫助指導下，我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期間，雖然生產關係領域中的變革和上層建築領域中的運動頻繁而劇烈，社會政治生活動蕩而多變，但經濟建設在黨中央領導下，卻是有計劃、按比例地均衡而高速地增長著，由無序的市場經濟體製構建起有序的計劃經濟體製，從而對我們落後、混亂、無序、簡單的經濟的初步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應該說，計劃體製的一大優點，就表現為對初生態的簡單經濟的發展能起到的良好促進作用。而且，中國建設計劃體製是在吸取蘇聯35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行的，這有助於中國領導人在接受這種體製時適當結合本國國情，采取一些措施克服計劃經濟體製的弊端，使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所以，當時中國領導人才會比較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經濟計劃的製訂留有一定的餘地，注意搞好綜合平衡等。可以說，在實施“一五”計劃的前3年，盡管中國總體上是在模仿蘇聯模式，但是中國的行為具有自身的特色。
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進行，生產關係變革的迅速成功，讓毛澤東等人認為經濟建設也能高速發展。1956年《人民日報》發表《為全麵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的元旦社論，明確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2月份在聽34個部委彙報時，毛澤東插話說：“我們工業的發展速度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所束縛，我們的速度可以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頁。]並認為“一五”前3年實行的是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的保守路線，“要選一條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同上。]提出這種設想的出發點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在實踐中如果沒能把握好發展速度，則可能因為過於急進而遭遇挫折。
在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對過分集權的弊端作出批評後，國務院很快就召開了全國體製會議，製定了《關於改進國家行政體製的決議草案》，通過了7條分權原則，以期在實踐上促進國民經濟體製的健康發展。這7條原則是：1.明確規定省、市、自治區有一定範圍的計劃、財政、企業、事業、物資、人事的管理權；2.凡關係到整個國民經濟而帶全麵性、關鍵性的企業和事業，由中央管理。其他企業和事業，應盡可能地交給地方管理。企業和事業在下放的時候，有關的計劃、財務管理和人事管理權一般地應該隨著下放；3.企業和事業的管理，應該認真地改進和推行以中央為主、地方為輔或地方為主、中央為輔的雙重領導的管理方法；4.中央管理的主要計劃和財務指標，由國務院統一下達，改變過去由各部門條條下達的辦法；5.某些主要計劃指標和人員編製名額等，應給地方留一定的調整幅度和機動權；6.對於民族自治地方各項自治權利，應作出具體實施的規定，注意幫助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7.改進體製要逐步實現，某些重大的改變，應該采取今年準備、明年試辦，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全麵實施的步驟，穩步進行。這可以說是中國探索自身社會主義道路，揚棄蘇聯模式的重大實踐舉措，如果能夠沿著這個路子堅定走下去，我們即將在超越蘇聯模式上取得更顯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