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綱領，提出了發展先進文化的戰略任務，這是對鄧小平精神文明建設理論的繼承、豐富和發展，並使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走向全麵發展的新階段。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拓展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首先是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本質上的一致性。文化是相對於政治、經濟而言，精神文明是相對於物質文明而言，二者可以互相替代。其次是對文化結構的內涵與外延及功能作出新闡述。文化建設包括思想道德建設、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和民主法製建設等，這組成了文化本身的內在結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政治、經濟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作為有機統一體，構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這是文化的外延，是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就文化的功能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要是發揮導向功能（正確的價值導向和輿論導向）和教育功能（提高人的整體素質），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和文化環境。再次是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的新貢獻，比如提出文化是綜合國力重要標誌的科學論斷；以人為本，加強素質教育，努力促進人們的綜合素質的全麵提高和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精神文明建設必須以人為本，重在建設；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等。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是辯證統一的，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決定的，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環境和文化自身發展規律決定的。堅持兩者的辯證統一，既把握了時代脈搏和時代要求、揭示了社會生活的本質和前進方向，又充分滿足了人們多樣化的需要，從而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全麵繁榮。
近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思想道德建設是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集中體現著文化建設的性質和方向，從而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政治保證。近些年通過堅持“三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加強“三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建設，引導人們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正確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宣傳部門還結合國家、國際上的重大事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際進行的愛國宣傳教育；配合申辦和舉辦奧運會工作進行全民公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等。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製定的《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與此同時，我國實施了“863”等高科技發展計劃，跟蹤著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另外，國家不斷加大對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投入，不但初步建立了一支力量雄厚的科研隊伍，而且在實際工作中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另外在發展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方麵，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目的，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這對於提高民族素質、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先進文化建設任務的提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推向了新世紀。2000年春天，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並麵向21世紀明確了發展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戰略任務。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新世紀新階段和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創造性地繁榮和發展先進文化，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正成為我們全力解決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時代課題。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與蘇聯文化體製比較受蘇聯模式文化體製高度集中影響，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主義文化體製也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蘇聯模式文化體製起過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如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快速發展科學技術等，但是其所造成的消極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它甚至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形象。這些弊病在中國學習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有所表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的建立，則是對過去中國學習蘇聯模式進行文化建設行為的辯證否定，因而它與蘇聯模式文化體製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差別。
蘇聯模式文化體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在指導思想上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蘇聯，斯大林肯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大意義，提出要對幹部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以提高幹部的覺悟和工作效率。由於這一原因，斯大林時期教育科學文化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如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培養高級人才，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等等。在此基礎上，蘇聯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國民經濟實力極大增強，為衛國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物質保證。然而，斯大林在蘇聯文化建設中有一些做法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雖然他很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教育，但他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片麵性。由於他在蘇聯社會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很高的威望，這些片麵認識就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產生了很大的負麵作用。超越蘇聯當時的發展水平，急於建成社會主義，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就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進程中出現過的嚴重弊病。脫離實際的思想必然會對現實建設帶來破壞，這是不可避免的。還有，蘇聯存在著大黨大國主義的傾向，將蘇聯模式強加於別國，又片麵地排斥西方的文明和文化成果，這些都阻礙了蘇聯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領導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他提出精神文明建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鄧小平理論第一次全麵係統地闡述了精神文明建設的一係列基本問題，闡明了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途徑和方法。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麵與時俱進，提出發展先進文化，即發展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以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提出在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人的全麵發展，強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我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精神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發展先進文化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等等。這些都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精神文明建設理論，在新世紀，麵對新情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指導地位，堅持主流意識形態的與時俱進，對於我們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蘇聯模式文化體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在實踐上也存在差異。
首先，蘇聯模式文化體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在處理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發展文化生活的多樣性的關係上存在差別。
蘇聯模式政治、經濟體製具有高度集中的特點，這決定了蘇聯模式的思想文化體製也具有高度集中的特點。斯大林時期，蘇聯頻繁地用政治鬥爭的方法去處理文化學術爭論，用行政手段去全麵幹預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用黨性的標簽去處理文化生活態度的差別和自然科學研究的分歧，從而導致了輿論高度一律的弊病。這種高度集中的文化體製，影響了蘇聯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嚴重抑製了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與此不同，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注意做到堅持主流意識形態不動搖和發展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的多樣性齊頭並進。堅持主流意識形態不動搖，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製度不動搖，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斷完善社會主義製度，經濟上堅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文化上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統領全局，不斷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總之，就是堅定地弘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旋律不動搖，堅持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動搖，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更加鞏固。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和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我國也出現了社會經濟成分多樣化、組織形式多樣化、物質利益多樣化、就業方式多樣化的新情況。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多樣性變化趨勢的出現，必然帶來思想文化、道德觀念、價值取向的巨大變化，從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更為複雜的變化情形，進而改變了長期以來我國意識形態的單一性的發展格局。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伴隨經濟往來的同時，中外各種文化思想、價值觀念的交流、碰撞更加頻繁和明顯，價值觀念、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日趨多樣性。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一方麵堅持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和先進文化不動搖，使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有認同感，從而鞏固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體地位，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成為人們精神世界的主流，文化事業繁榮發展。同時，我國也提倡和尊重人們思想活動和價值觀念的多樣性、差異性和選擇性。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元性”指導和思想觀念的多樣性發展並行不悖。
其次，蘇聯模式文化體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在知識分子政策和對哲學社會科學地位作用的認識方麵也有差別。
知識分子和哲學社會科學在社會主義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方麵蘇聯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搞階級鬥爭，用政治鬥爭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對知識分子曾經采取不信任甚至打擊的政策。在斯大林時期，蘇聯思想文化界開展了兩次大規模的批判運動。一些本來並沒有介入政治鬥爭的知識分子，都被一概錯誤地定為“階級敵人”、“反黨聯盟”。有時還用政治的手段扶持某一個學術派別，強行扼殺其他的學術派別。人為地設置思想禁區，禁錮人們的思想，致使許多科學家遭到迫害，一些科學家則逃到西方，成為西方國家科技發展的重要力量。這些錯誤都嚴重地扼殺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幹涉了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和藝術家的創作活動，造成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日趨僵化死板，社會的文化生活缺乏活力和創新精神，其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針對蘇聯模式的弊端以及過去我國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等對文化生活進行了重大的調整。不僅恢複了知識分子的應有地位，切實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而且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等，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特別是徹底否定了用政治運動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學術問題，主張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凡屬人民內部的問題，凡屬思想性質的問題，都要用教育和法律的手段來解決。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標誌著我國文化建設不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是滿足人民精神需要的一項工作。
此外，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這是當前我國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的又一特點。江澤民在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在實踐上和理論上不懈地進行探索，不斷地在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創新的理論，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實踐。在這個實踐和理論的雙重探索中，哲學社會科學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這是對改革開放新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經驗總結，是對哲學社會科學地位作用的最新概括。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新發展必將為21世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提供新動力。
第三，蘇聯模式文化體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在對待西方文化的行為上也有差別。
由於受蘇聯國內外社會形勢的雙重影響，蘇聯雖然也曾經與西方進行了一些科學文化藝術工作的交流，但最終逐步走向固步自封，並對西方文化采取片麵拒斥的態度，對西方學術思想不加分析地一律進行批判。如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控製論”提出時，蘇聯理論學術界還把它說成是“偽科學”和“唯心主義”；有時簡單地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把西方的全部社會生活說成是完全腐朽的；對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沒有作出客觀的認識，有時甚至竭力加以貶低等，這都是蘇聯模式文化體製弊端的外在表現。錯誤的對外文化政策，極大地妨礙了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限製了蘇聯與西方科技和人才的交流，阻礙了蘇聯科技和學術理論的進步與發展。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則采取了與蘇聯不同的文化政策和措施。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這表明我國的文化建設離不開世界文化，我們需要吸收和借鑒。而對西方現代文化應采取的態度，鄧小平明確指出：“對外文化交流要長期發展……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同上書，第43~44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新形勢下，對這一思想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強調建設當代中國的先進文化，對西方文化應有科學的態度，即認真學習、借鑒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堅決反對、摒棄腐朽思想文化侵蝕。在全球化趨勢下，西方敵對勢力的侵略已從過去的堅船利炮演變為今天的文化滲透、網絡滲透，而這種滲透又是武力侵略所不及和威力更大的一種侵略。所以，應高揚中華文化的自信心，在與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博采眾長，不斷壯大自己的文化實力，增強民族文化自身的發展活力和影響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從而不斷提升我們抵製“文化霸權主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