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體體現和組織形式的政體，在蘇聯是人民代表蘇維埃製度，在中國則實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二者相比較，區別主要體現在權力機關是否真正行使權力。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目的是要體現人民當家做主。原則上蘇維埃是議行合一的機關。可是由於黨政不分、以黨代政，蘇維埃機關常常不能有效地行使職權，蘇維埃甚至成了通過黨的決議並把黨的決議變成法令的表決機器。如1936年憲法，從修改條文到討論草案都是先黨中央後蘇維埃的順序進行的。蘇聯憲法規定，不經過最高蘇維埃或其主席團同意，對最高蘇維埃代表不得加以逮捕或審判。可在肅反擴大化運動中，許多蘇維埃代表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逮捕或處決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作為國家的政體，是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和我國的具體國情相適應的一項根本政治製度。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大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積極探索，勇於實踐，在立法和其他工作方麵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充分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行使管理國家權力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以憲法為基礎、各種法律為骨幹、統一的多層次的法律體係，保證了我國社會的長治久安。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實踐證明，它適合中國國情，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因此，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切實發揮它的作用。
就政黨製度而言，中蘇兩國采取了不同的政黨體製，這是由兩國的不同國情、不同政黨關係狀況等因素決定的。蘇聯的政黨製度經曆了從多黨合作到一黨執政、一黨獨存的發展過程。十月革命後，蘇俄組成了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聯合政府，這段曆史說明當時俄國存在著實行多黨製的客觀條件和基礎。但由於政治、經濟利益的不同，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政黨進行了叛亂活動，並最終瓦解，從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了。至此，蘇俄的一黨獨存、一黨執政的政黨體製就牢固地確立下來了。這種體製形成於列寧時期，在斯大林時期進一步強化。就共產黨與政權機關的關係問題，斯大林在理論上有過不少正確的闡述，然而在實踐中卻未解決好，反而形成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弊端，其主要表現是黨代替了權力機關的立法職能，以及黨的機關取代了行政和經濟管理部門的一部分管理事務，這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消極影響。
我國的政黨製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其特點和優點有三方麵。一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多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二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並不是由共產黨來包辦民主黨派的一切事務，而是實行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這一點與蘇聯模式的政黨製度相比較，體現了兩種製度的不同，突出了中國特色的黨的領導方式的合理性。三是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是執政黨和參政黨的關係，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起參加國家政權。這種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製度，避免了“兩黨製”或“多黨製”造成的黨派紛爭，集中了力量，提高了效率，是一種優越的政治製度。與蘇聯模式政黨製度相比，我國民主黨派參政，擴大了執政基礎，有利於社會各階層不同意見的表達，提高了政府決策的客觀性和準確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國多黨合作最重要的組織，它對領導、立法、行政有監督的權力，有批評、建議的權利，並與人大、政府一起構成了我國現行的政治體製的基本框架，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與蘇聯模式政黨製度相比，這是我國對社會主義政黨政治的一大創新。
中蘇在國家權力分配上有很大的差別。蘇聯采取的是中央集權的方式，而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吸收了蘇聯權力分配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確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權力分配方式。首先，蘇聯在國家結構上采取了聯邦製的形式，但黨堅持的是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二者明顯存在矛盾。在一黨執政、以黨代政的條件下，國家的聯邦製服從黨的高度集中的集權製。斯大林時期，主要是強化了集中製，並在黨章中規定下級機關絕對服從上級機關的決議。在黨內加強集中的前提下，聯邦製越來越流於形式，地方自主權縮小，中央權力變大且越來越集中。表現為，中央控製國民經濟的管理權，地方的經濟自主權很小；立法權和行政區劃分的權力由各加盟共和國轉移到聯盟中央；在組織上實行幹部委派製，人事權和幹部任免權集中於中央。總之，斯大林時期實行的聯邦製最終變成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製，實際上就是黨中央集權製。其後果是嚴重抑製了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抑製了群眾的創造性和主動精神，使官僚主義泛濫，最後使整個社會失去生機和活力。
以蘇為鑒，中國在處理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關係時，總的原則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行政管理體製改革，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實行民主集中製，既保證地方有較大的自主權，從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又保證國家權力的統一與集中，有利於國家機構高效運行。在實踐中，依法規範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和權限，正確處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按照精簡、統一、高效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積極推進政府機構改革。特別是各級政府積極轉變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既加強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提高行政效率，又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在民主建設方麵，最引人注目的是90%以上的農村都已實現了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這是推行村務公開、以建立健全民主監督製度為核心的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曆史性飛躍。
另外，“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一戰略任務的提出，是我國對社會主義政治體製認識的新飛躍。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進一步推進，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20世紀90年代初，首先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的任務，強調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是有機統一，不可分割的整體。不久，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了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黨的十五大報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進行了係統而明確的闡述，為我國民主政治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指明了方向。在一些講話中，江澤民多次強調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問題。第三代領導集體還構建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進一步指明了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總體目標、原則、內容、任務和途徑。黨的十六大則進一步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
二、蘇聯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道路受蘇聯模式的影響很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在繼承社會主義文化積極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新要求，使我國的文化建設事業呈現出巨大的生機與活力。與以往積極學習蘇聯文化意識形態管理體製的做法不同，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文化建設更加重視結合中國國情，在保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同時，全麵發展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多種文化形式，因而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1．我國傳統社會主義文化體製對蘇聯模式文化體製的繼承斯大林繼承和發揮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理論，並將這一理論同蘇聯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形成了蘇聯模式的文化體製。新中國成立初期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時，學習和借鑒了其中的一些做法。如關於文化革命的思想，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作為公民的義務教育，把民族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結合起來，提高本國的文化水平；提出消滅一切野蠻和不文明現象；提出對幹部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等。對蘇聯文化體製的繼承促進了我國文化發展，特別是在借鑒蘇聯成功經驗的同時，結合國情進行理論和實踐的開拓和創新，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在理論方麵提出要建立和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確立了中國文化建設的基本綱領；強調文化的核心問題是為誰服務和怎樣服務的問題，提出文化要為人民服務，解決了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強調要批判繼承傳統文化和吸收借鑒外國優秀文化，闡明了我國文化發展的基本途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這些都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實踐方麵，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掃盲運動，掀起了學文化的高潮，全社會形成了健康的朝氣蓬勃的道德風尚和文化氛圍；在文藝方麵主要以選拔和培養人才為主，並為戲曲、電影等事業的發展做基礎性工作；科技力量薄弱，全國科技人員不足5萬人，專門科研機構隻有30多個，1955年底全國科技人員發展到40多萬人，專門科研機構超過了800個。到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了一支龐大的知識分子隊伍，產生了一批激勵民族自信心的科技、文化成果，這一切為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奠定了基礎。
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體製，這個體製具有優勢也有弊端。我國對蘇聯模式文化體製的繼承，同樣也是在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造成了一些消極影響。盡管毛澤東對我國文化體製的弊端有一定的認識，並試圖對此進行改革，但最終中國並沒能突破傳統模式的束縛。我國文化體製的弊端，對文化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其突出表現是“左”的錯誤嚴重地影響了社會正常的思想文化生活。1957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一大批有才華的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被錯劃為“右派”，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片麵強調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苦果首先危及文化領域，主張批判文學藝術上的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影響，這對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打擊很大；從1962年底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對文藝界及哲學、社會科學等各個學術領域進行了錯誤的政治批判。許多學術問題被等同於政治問題，以學術觀點定罪，從而在人們思想上設置禁區，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被破壞，傷害了大批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則是我國文化建設事業基本停滯的十年，許多知識分子都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對象，許多優秀的作家、藝術家、教育家、科學家被迫害，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才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類似的行為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也曾經廣泛出現，其最根本的弊病就是社會指導思想高度一元化，用政治鬥爭的方法去處理文化、科學領域正常的學術爭論，給科學研究貼上黨性的標簽，從而給文化、科學事業帶來破壞。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文化體製與蘇聯模式文化體製存在的一些共性，也可以說是蘇聯模式對改革開放前中國文化生活的影響。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曆史進程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我國開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階段。二十多年來，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按其內容和發展進程來看，一方麵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恢複文化事業的正常秩序，並將其推向前進，另一方麵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麵對新任務和新要求，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文化事業開始走上正軌。首先通過真理標準大討論進行了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使我們黨在思想路線方麵，重新回到“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上來。經濟建設成為黨的工作重心，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也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新曆程。其次是新時期一開始鄧小平就敏銳地認識到，科學和教育必須放在所有問題的首位。他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複，肯定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是勞動者；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強調發展科技要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最後是文藝複蘇和繁榮，鄧小平重申，新時期文學藝術工作的指導方針仍然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將“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確定為文藝在新時期的發展方向；他還闡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強調堅持“雙百”方針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統一性。經過精心培育，我國文藝事業蓬勃發展。
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進步。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實施，使我國文化事業向縱深發展。首先是明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意義：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它為整個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因此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其次是明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和根本任務。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精神文明建設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全麵改革和實行對外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指導方針，而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培育“四有”新人，提高整個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第三，強調在思想建設上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愛國主義和艱苦創業精神的教育；在道德建設上，提出要在全黨和全國範圍內提倡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第四，科學教育工作全麵發展。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這為我國新時期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成效顯著。在高科技領域，我國的科研水平、科研能力達到和接近了世界先進水平，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