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一定的經濟體製須要有一定的政治、文化體製與之相適應。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進程中，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不斷深化，政治、文化體製也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過去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一邊倒”國策指導下學習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政治、文化體製成了改革的對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體製逐步形成並正走向成熟。黨的領導方式進一步完善，政府的職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文化教育管理體製有了很大的變革。
一、蘇聯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製
蘇聯模式政治體製具有高度集中的特點，這一體製是為了適應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的實行而建立並完善起來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學習蘇聯模式建立了計劃經濟體製，相應地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我們黨和中央政府對國家的經濟生活都進行了直接的全麵管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經濟活動的做法被市場調節所取代，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不再是直接的行政管理，而是要為經濟活動創造一個有集中的法製化的政治管理體製。這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製與蘇聯模式具有一定的差別。
1．我國傳統社會主義政治體製對蘇聯模式的繼承我國傳統政治體製同樣經曆了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的發展過程，因而蘇聯模式政治體製對於我國傳統政治體製有著深遠的影響。就二者關係而言，我國傳統政治體製是對蘇聯模式的繼承和發展。
新中國政治體製是以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它既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也與蘇聯模式的影響密不可分。蘇聯模式政治體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它的建立促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並為其他國家建立社會主義製度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一方麵蘇聯政治體製是在完全不同於舊社會的基礎上向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製度邁出的曆史性一步，作為社會主義的框架，它體現了以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製度為核心的一係列體製。如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製度、社會主義法製、共產黨領導等。其形成既是無產階級的一個創造，也是社會形態的一個質的飛躍，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政治體製，它在很多方麵具有巨大優越性，反映著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另一方麵，蘇聯政治體製是一種高度集中的體製，它的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促進計劃經濟體製的實行，易於集中全國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主攻某些關鍵的重點建設項目，同時也有助於在國際國內複雜的社會環境中迅速作出決策，果斷有力地應對各種旨在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敵對行為。
我國對蘇聯模式政治體製的繼承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新中國成立後，對蘇聯模式的學習和借鑒，同樣具有這些積極作用，同時還具有與蘇聯結盟以抵抗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敵視的積極作用。對於新生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來說，這種積極作用無論如何是不能抹殺的，這是建立和維護國家獨立主權的開端，沒有這種獨立主權，任何民族解放事業和振興中華的事業都無從談起。當時，新中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以實現國家的統一，維護政局的穩定，又要做好準備以抵禦外國侵略者的顛覆活動。高度集中的中央領導權在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如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社會主義改造在較短時間內得以實現，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經濟基礎。領導權的集中，有利於調動有限的資源用於新中國急需的國防建設、重大的科研項目的研究以及重點經濟建設項目的順利建成等。這一全新的社會製度的建立使中國人民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從而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祖國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我國傳統政治體製對蘇聯模式政治體製的學習和借鑒，事實上也產生了嚴重的消極作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以及從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表現得最為突出。主要體現在：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在斯大林時期，國家機關和政府部門的一切重大問題都由黨的領導機關決定，致使人民代表蘇維埃形同虛設，無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其應有作用。在此基礎上，黨的權力又高度集中於黨的少數領導人。這些對中國黨政關係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權力越來越趨向於集中到少數領導人手中。二是從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來看，權力也逐步集中到了中央。在蘇聯，中央集權過多，地方缺少必要的自主權。而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建立了大行政區，保留大區的相對獨立性，以便因地製宜地處理其所轄範圍的政治經濟等問題。1954年各大行政區隨各中央局、分局一並撤銷，減少了一個行政組織層次，加強了中央對省、市的直接領導。與經濟的全國集中統一的管理體製相適應，國家在行政管理方麵強調自上而下的統一，各項行政管理權越來越集中到中央。三是由黨組織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製。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名義上由各級政府任命，實際上一律由黨組織委派和決定，政府的人事大權全部掌握在黨委手中。四是集權政體進一步強化和發展。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給我國民主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帶來了極大危害，助長了個人專斷、家長製、個人崇拜的發展，最終導致了個人意誌決定全國命運的局麵。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使集權政治體製惡性膨脹，給黨和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
以上是我國政治體製對蘇聯模式的繼承所表現出來的弊端，它與我國當時的國情相結合，因而具有自己的特點。我國政治體製的消極方麵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為此，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新要求。
2．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曆史進程
我國政治體製改革應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為起點。這次大會不僅指出要改變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屬於政治體製改革範疇的具體措施，以改革存在很多弊端的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大，隨著撥亂反正和經濟體製改革的進行，實際上對政治體製進行了初步改革；從十三大開始，尤其是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國政治體製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
就新時期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看，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製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鄧小平指出，“政治體製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製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頁。]這個目標是根據社會主義製度的性質，按照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客觀要求提出來的。而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同上書，第180頁。]近期目標是針對現行具體製度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來的，並為長遠目標的實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有了改革目標，政治體製改革的基本內容也就確定了下來，即解決黨政不分，以利於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實行權力下放，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問題；精簡機構，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等。可見，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導向與具體內容是結合在一起的。
政治體製改革一開始，鄧小平就提出了政治體製改革正確與否的評判標準和應該遵循的原則。鄧小平認為，衡量政治體製改革行為是非的評判標準主要有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頁。]第一條明確揭示了改革與穩定的辯證統一關係，後兩條與政治體製改革的根本目標相一致。這樣就把政治體製改革的評判標準和目標導向與“三個有利於”的根本標準統一了起來。關於政治體製改革應遵循的原則，鄧小平提出三點：一是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進行。二是要從我國實際出發，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三是要采取積極穩妥、審慎從事的方法。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了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基本原則：即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必須有利於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特點和優勢，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些原則包含了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和評判標準，同時也是對政治體製改革理論的一次高度概括。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實現了我國政治體製的初步調整和發展。首先是進行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如在黨建方麵，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二大通過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的領導幹部的職務不是終身的，是可以變動和解除的；在國家政權體製方麵，1982年通過新憲法，加強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恢複設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家主要領導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設立人大常委會，設立鄉政權；在政府機構方麵，從1982年開始，國務院係統和各級地方政府進行了機構改革，撤並機構，實行行政首長負責製等等。其次是民主法製建設。新憲法明確規定人民當家做主的各項權利，規定公民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國務院是法製建設的主體，比較完備的法律體係開始形成。最後是幹部隊伍的建設，提出實現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戰略方針，為此製定了一係列製度、措施，調整了各級領導班子，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中堅力量。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開創了政治體製改革的新局麵。首先是進行行政管理體製改革和機構改革，並以此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突破口。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機構改革，精兵簡政，是政治體製改革的緊迫任務，也是深化經濟體製改革、建立市場經濟體製和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條件。”這就強調了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實現政府對經濟管理職能的規範化，保持行政體製的生機與活力，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服務效率。其次，政治體製改革要將民主化和法製化緊密結合。十四大明確提出了這一點，十五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發展民主必須同健全法製緊密結合，實行依法治國。”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和法製化，主要是針對長期高度集權和具有人治特征的原有政治體製進行改革。把民主化和法製化緊密結合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根本要求，就抓住了我國原有政治體製的根本症結和新世紀政治建設的根本方向，這必將極大地推動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進程。最後，政治體製改革應著重於體製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在體製創新上，確立了以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和公開、公平、公正為標準要求的行政管理體製和組織人事製度，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代議製、責任製和公務員製等。[黃南珊：《論江澤民的政治體製改革觀》，《人文雜誌》，2000年第5期。]在機製創新上，建立和健全社會監督製度，用法律程序方式約束國家權力，使權力運作達到規範化和程序化。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的民主政治思想，並逐漸提煉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新概念。黨的十六大報告對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經濟、政治和文化體製改革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大文明”都已作了戰略部署，特別是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目標、原則、基本思路都作了詳細闡述，而且提出了9個方麵的主要任務和對策，強調要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十六大報告作為黨的重要文獻第一次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要求，並把它作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認識的曆史性飛躍。從十四大“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到十五大“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再到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文明認識的不斷深化，體現了我們對未來社會主義政治發展趨勢的科學把握，是對人類社會整體發展規律認識的升華，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偉大成果，這使我們對社會主義文明的認識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二維結構”向物質、政治和精神文明的“三維結構”躍升。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製與蘇聯模式政治體製的比較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對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具體體製進行了改革和調整，特別是在政治體製方麵，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和完善，我國正在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這一體製與蘇聯模式政治體製相比較，在國家性質（國體）、政權組織方式（政體）、政黨製度、權力分配等方麵，既有相同點和相近之處，也存在諸多區別。
就國體而言，蘇聯和中國是相同的，兩國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與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實行對國家政權的領導。但受各種因素影響，二者在建立與發展過程中，在具體形式與產生的影響方麵出現了差異。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現，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其他勞動群眾的領導，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並突出了工農聯盟在無產階級專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受曆史條件的限製，蘇維埃俄國出現了集權製，進而導致官僚主義迅速發展。列寧對二者間的聯係有一定的認識，他主張要堅決革除官僚主義的危害。但是由於列寧去世太早，蘇聯當時針對官僚主義進行的體製改革收獲不大。在特定的曆史時期，由於國內外社會危機都有所激化，斯大林時期蘇聯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之後，盡管蘇聯曆屆領導人都試圖對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這個集權體製作出變革，但是這些變革並沒有觸動蘇聯模式的根本，蘇聯模式的政治體製也就長期地保留了下來。
受蘇聯模式的影響，同時也是中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民主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它與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共性也有差別。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資產階級被列入人民的範圍，他們的政治代表可以參加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曆史上最廣泛的民主。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得到繼承和發展，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與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差別更加明顯。為了保障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就必須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不斷擴大民主主體的範圍和完善民主的形式，實現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民主，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規律。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根本政治製度，這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指導作用。此外，鄧小平理論確定了“一國兩製”的科學構想。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和良好的經濟發展形勢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性和靈活性。這也為祖國統一大業的最終實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一國兩製”是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製度的前提下，對治國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得到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