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鍾崇鑫，1929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工兵科，現任命於國民革命軍71軍87師259旅中校參謀主任。
1937年,259旅奉命調回南京城外布防，阻擊日軍進攻南京。今年的冬天特別冷，寒流來的也早，由於武漢戰線吃緊，軍需供應不及時，所以部分弟兄們至今還穿著秋裝。一個寒夜過去，戰壕裏的傷寒開始肆虐起來，易安華旅長讓炊事班從城裏調來一整卡車的米酒還有生薑，弟兄們大口大口的吃著、喝著，這或許對傷寒有所緩解吧！
偵查兵回來說：“日軍已經打到了浦口.”。浦口離我們的陣地不足5公裏，一場阻擊戰即將開始，我和易旅長下團部看了看弟兄們，大家都有點緊張，是呀！日軍的兵力是我們的幾倍，況且他們還有飛機和坦克的協同作戰，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場九死一生的戰鬥，緊張是難免的，隻有鬼才不怕。不過還好，260旅和261旅都在我們的兩側，我們呈現出一個“品”字型的戰鬥方隊，隻要戰鬥一打響，三方的旅團都會有很好的協防和照應。
12月10號，南京城外的天陰沉著，好久沒有看到過這麼陰混的天了，站在旅部門外我點起了一根煙，抬起頭看了看它然後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涼氣緊緊的閉上眼睛。過了一會兒天竟然下雪了~
我叫張淑英，1935年我剛滿14歲，這一年我讀完私塾，在福建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國軍軍官，第一次見到他時我的心跳的很厲害，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愛，因為對於14歲的我來說，“愛”貌似很陌生也很遙遠，但我心裏明白自己不討厭這個人。他長得高大卻很溫柔，一說一個笑。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軍官，那麼的溫柔善良。他是讀過大學的，問我會不會寫字，我說：“會的。”他真的拿出筆和紙讓我寫，我就寫了福州的地名“洋頭口”三個字，他看了之後笑了笑讚不絕口。後來回家，媽媽問我：“喜歡他不？”我羞紅了臉點點頭，就這樣我們訂了婚。其實在那刻我仍然不明白大人們所說的“愛”是什麼，但他每次回部隊時我都會很想很想他….鍾崇鑫。
下雪時是不冷的，不一會兒的功夫我的身上就落滿了白雪。易旅長見我一個人站在外麵傻愣著，也湊了過來，他遞給我一根煙，我給他點上火，他問我這場戰鬥的勝算有多少？我吐了一口煙笑了笑，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成功雖無把握，成仁卻有信心。易旅長打開一瓶米酒，灌了一大口，癟著嘴滋啦滋啦的咽了下去，然後遞給我，平日我是不喝酒的，這是作為參謀的守則。他說：“都打到這個時候了，喝點吧！喝點兒身子骨暖和暖和，待會兒殺鬼子有勁兒！就算子彈打著也試不著疼。”我咕嚕咕嚕喝了半瓶，臉頰也慢慢的紅了起來，旅長看了看我哈哈笑起來，說我：“紅著臉像極了羞澀的大姑娘。”雪漸漸的下大了，旅長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把喝剩下的酒瓶狠狠的摔碎在地上，徑直走回了旅部。
訂親後，我是在老家的。因為自己還小，所以我和崇鑫的婚日選在在了兩年後，這一年是1935年，而那一年是1937年。在這兩年的時間裏，我們很難見上麵，因為他是軍人所以常常身不由己。但每次相見他都會給我講很多很多的國家大事，我很喜歡他講事情的樣子，充滿了正義感，那刻我感到很幸福。我們幾乎每天都會給對方寫信，但由於交通和戰事的迫近，彼此的書信都會延滯在十天半月之後才會到達對方手中。
派出去的最後一撥偵查兵回來了，但他們隻回來一半，左肩負傷的偵查排長說：“日軍的先鋒騎兵團已經距離我們不到1公裏，剛才我們在回來的路上跟他們正麵遭遇，結果弟兄們陣亡了一半。”我拍了拍他的右肩膀說：“好樣的，先下去處理一下傷口吧。”
我和易旅長還有其他幾個參謀在屋裏稍微碰了一下頭，然後讓通訊兵傳達給各團部做好最後的戰鬥準備。最後我給軍部發的電報單上簽上了1937年12月10號、晚9點。
淩晨1點，天上突然下起了炮彈雨，數以萬發的炮彈打在了我方陣地上，整個炮擊足足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前沿陣地的戰壕足足給削掉了半米多深，炮擊過後各團開始清點人數，一團傷亡的最厲害，陣亡了將近一半的弟兄，整個旅團陣亡了三分之一的戰士，一團團長來電說：“我們還沒放一槍，弟兄們就陣亡了一半，這仗還怎麼打？”旅長回電：“我把自己一半的警衛連撥給你，你就是打剩下最後一個人也要給我頂著。”炮擊過後就該步兵衝鋒了，這是日軍慣用的戰法，淩晨三點半日軍開始衝鋒，雙方數以萬發照明彈射向了空中，整個浦口都被照成了白天，我從望遠鏡裏望去日軍黑壓壓的形成一片，這應該是一個師團的兵力。不一會兒的功夫最前方的一團就跟日軍交上火了。馬克辛機槍噴射著火舌就跟一條條長龍，狠狠的砸向往前蜂擁的的日軍，捷克式輕機槍的聲音顯得格外清脆，我常常把它幻想成一架獨奏的鋼琴。不一會兒的功夫陣地前方的空地上躺下了數百具日軍的屍體，很多日軍的傷兵來不及被救援全部躺在雪地裏疼的嗷嗷直叫。這時二團、三團也跟正麵衝上來的日軍交上了火，整個浦口瞬間就打成了一鍋粥，宋希濂將軍直接打電話詢問戰事的進展。敵人的第一波衝鋒被打了下去，我讓各團再次清點人數，然後到旅部來領取補給的彈藥。隔壁的260、261旅還在跟日軍糾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