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虎自讚》
林語堂先生在他的傑作《蘇東坡傳》中曾精辟地說過：“認不認識一個人不在於和他同一年代，這是共鳴了解的問題。畢竟我們隻認識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隻對自己真正喜歡的人才能充分了解。”（林語堂《蘇東坡傳》第一章）我以為，這段話完全適合我對唐伯虎的認識。我總覺得，較之周圍那些用虛偽和謊言層層包裹的人，五百多年前的唐伯虎還容易了解得多。當然，這是在我通讀了他的六卷詩文集，並盡可能多地欣賞了他的繪畫、書法及印章之後達成的認識。當然，這種認識有感性成分、理性成分；此外，還有一些很微妙的屬於精神層麵的東西。其實，類似的認識古人早已說過。稍晚於唐伯虎的晚明文壇領袖袁中郎就說：
吳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專以文名。餘為吳令，雖不同時，是亦當寫治生帖子者矣。餘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詩文，不足以盡子畏，而可以見子畏。
（袁宏道《唐伯虎全集序》）
“治生”是流傳於晚明的下屬對上司的自稱，帖子即現今的名片。當時擔任吳縣縣令的袁中郎向往著攜帶治生帖子去拜訪唐伯虎，當然覺得伯虎是一個真切的活生生的存在。他承認這種感覺從伯虎的詩文來，語句中流露出但恨生不同時的遺憾。明末還有一位雷起劍，他在暮春時節與朋友泛舟橫塘，在野水雜樹間發現了唐伯虎的葬地，牛羊踐踏，滿目荒涼。雷起劍不禁淒然而歎：
是朋友之罪也！千載下讀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時與並乎？（見《蘇州府誌》）
於是他與幾個朋友集資修建了唐伯虎墓、祠，並且“勒石以遺千古之有心者”。好一個“千載下讀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事實上，搜尋傑出的古人的詩文去讀的人，當然希冀與古之賢哲英豪為友；而一旦讀了其詩其文，更覺得其人可親可敬，可歌可泣，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了。這就叫作“神交古人”。我曾為自己的書齋“聽濤館”自撰過一副聯語：鎮日觀書，曆萬裏關河，千秋人物；片時倚枕，對一窗殘月，四壁蟲聲。也是在做神交古人的夢囈。
我覺得唐伯虎獨特的人格比任何一位明代文人都突出，在整個中國封建文人長長的隊列中，也是給人印象最深刻，最能引起寫作衝動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他才氣過人，風流倜儻，放浪形骸，詩酒自娛，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他的詩名風采，丹青墨色，照耀江南，人人仰慕。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大量傳說，更無異於給這位才子籠罩了瑰麗的光環。諸如評話有《唐解元一笑姻緣》，彈詞有《笑中緣》、吳信天《三笑》、曹春江《九美圖》，小說有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緣》，雜劇有孟稱舜《花前一笑》、卓人月《花舫緣》、史槃《蘇台奇遘》等等，更有電影《三笑》，曾一度風靡海峽兩岸。幼年的我就是首先在這些通俗作品中接觸到這位江南才子的。在這些作品中，同樣是追求幸福的愛情，唐伯虎不像以前《西廂記》中的張生那樣，借住西廂，贈詩酬簡，望梅止渴，遮遮掩掩，而是“色膽包天”，主動出擊，積極追求，即使采取反常背俗的手段也在所不辭，甚至以為越反常背俗，越能顯示才子特殊的本色。盡管這些通俗作品失之無據，甚至荒誕不經，但是，較之文人的之乎者也，它們反而是符合唐伯虎的精神風貌的。有一次，他在一幅陶穀畫像上題詩雲：
信宿因緣逆旅中，短詞聊爾識泥鴻。
當時我做陶承旨，何必樽前麵發紅[1]。
陶承旨即陶穀，字秀實，五代周、北宋時曾任翰林學士、尚書等職。他仕北周時，曾使南唐，態度威嚴。中書侍郎韓熙載使歌妓秦弱蘭誘之，共枕席時陶作《好春光》詞贈秦：
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才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
（見《玉壺清語》）
這就是伯虎詩所謂的“短詞”。次日，南唐設宴，筵上歌唱此詞，陶穀大為慚愧。伯虎詩即寫其事。末兩句是說：當時換成我是陶穀，在筵席上聽到密贈秦弱蘭的詞被唱出來，我才不會因為羞慚而臉紅哩。十足的明代才子的情趣！十足的明代才子的膽量！具有以往的封建文人所沒有的一種特殊的個性魅力和藝術風情。
其二，是在唐伯虎身上，傳說與實際存在著巨大的反差。伯虎雖然詩畫全才，風流跌宕，但一生坎坷，令人同情。他有過三娶。先是原配夫人徐氏，徐亡故後繼娶，後會試時牽涉科場舞弊案被革，續弦棄他而去，再娶沈氏。他對早亡的徐氏感情很深，作《傷內》詩：“撫景念疇昔，肝裂魂魄揚。”而對沈氏伉儷甚篤，《感懷》詩雲：“鏡裏形骸春共老，燈前夫婦月同圓。”這說明伯虎並不是隻會在女人身上用功夫的風流才子，更沒有在擁有“八美”之後再娶秋香那樣的“無邊豔福”。最無根據的是“三笑”故事中的賣身為奴。伯虎卒於嘉靖二年，而華鴻山（華太師）係嘉靖五年進士，伯虎怎麼可能死後幾十年再進華府作書僮呢？至於秋香，原型是成化間南京名妓林奴兒，年齡比伯虎還大十幾歲，很難想象兩人之間可能會產生風流韻事了。事實上，伯虎後半生的生活很困難，他曾作詩紀實：“十朝風雨苦昏迷，八口妻孥並告饑。信是老天真戲我，無人來買扇頭詩。”（《風雨浹旬，廚煙不繼，滌硯吮筆，蕭條若僧，因題絕句八首，奉寄孫思和》）他築室蘇州金閶門外的桃花塢中，以賣畫為生，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去世。伯虎晚年頹然自放之際，曾經說過一句很淒傷而深刻的話：
後人知我不在此！
（《明史》本傳）
他似乎已經預見到這種後世傳說與實際情況的巨大的反差了。這當然是一場悲劇。我今天看待那些繽紛林總的傳說，就如同當年雷起劍他們泛舟橫塘，見到伯虎墓地為雜樹所蔽、牛羊踐踏一樣，感到“是朋友之罪也”！這種感覺很容易升華為寫作衝動。
其三，中國有句俗話：蓋棺論定。意思是說，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戲，隻有落幕後才能判斷這出戲的好壞。然而，細細想來也不盡然。唐伯虎已經“蓋棺”了近五百年，涉及他的各種文字熱熱哄哄喧鬧了近五百年。“論定”了沒有呢？況且，長期以來，人品、藝品的平衡木讓藝術家走得太累，裁判員的心理負擔也實在太重。我以為，唐伯虎的可貴之處在於遭受許多困苦坎坷而瀟灑依舊，他留給後世的不是辛酸的眼淚，而是俊逸的微笑，一個索性從人品、藝品的平衡木上跳下來，醉臥在桃花塢中的真正藝術家的微笑。人民愛他，是因為他吃苦吃得太多，卻帶給大家巨大的歡樂。他好像參透了佛門“四聖諦”之一的“八苦”，諸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離苦得樂，折射出一種睿智之光。這種唐伯虎風情充滿了禪學的魅力。我以為，這種風情具有類似“樂聖”貝多芬那種動人的本質。貝多芬一生曆盡磨難，辛勤創作，奉獻給人們大量優美絕倫的樂曲，然而他早已雙耳失聰，聽不到令人陶醉的音符和雷鳴般的掌聲了。他說：“在天堂，我能聽到一切聲音。”多少有點認命的意味，心靈倒分外平靜。唐解元的微笑就具有這樣一種醇美的內涵。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生於明憲宗成化六年（1470）二月初四，死於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十二月初二。他生活的這半個世紀是明王朝由興盛走向衰敗的轉變時期。明代到了中葉弘治（孝宗）、正德（武宗）時期，社會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土地高度集中，大貴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統治集團窮奢極欲，搜括無度，廣大人民破家失業，顛沛流離，全國各地不斷地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同時地方貴族藩王時起叛亂，外族侵犯頻繁，明王朝的統治發生了嚴重的危機。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流民的大量流入城市，也為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在農業衰退的同時，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卻非常迅速，為“異端”思想的蜂起，為文學藝術的繁榮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唐伯虎出生於商人家庭，早年隨周臣學畫，才氣過人，與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結交，有“吳中四才子”之稱。二十九歲時考中應天府（今南京）鄉試第一（解元），少年科第，春風得意，不料後一年的北京會試中，受江陰富家子弟徐經科場舞弊案的牽連而下獄，被革黜功名，發往浙江為吏。伯虎遭此打擊後，遂絕意仕進，致力繪事，放浪山水，終於貧病而死。因此，研究唐伯虎的一生就等於研究明代文人的心路曆程，對於了解當時的江南才子群以及後來被腰斬的同樣是蘇州才子的文壇怪傑金聖歎是頗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