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屏
2013年秋，欣聞加拿大短篇小說作家艾麗絲·門羅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不久，我拿到了愛徒周怡關於艾麗絲·門羅研究的書稿。作為她的博士生導師，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於是愉快地接受了代為作序的請求。
也許，周怡是目前國內艾麗絲·門羅研究最為成熟的學者之一。她的博士論文《艾麗絲·門羅短篇小說的加拿大性研究》是迄今為止國內唯一一篇關於門羅研究的博士論文。在門羅獲諾獎之前，國內門羅研究頗為冷門，資料匱乏，少量發表的研究論文大多集中於門羅早期的兩三部作品，且局限於女性主義和敘事學兩個視角，而周怡能不媚時俗，甘於寂寞，潛心治學，以嚴謹樸素的學風在“冷門”的課題中發現“熱點”，完成突破與創新。不僅如此，她已連續在《外國文學》、《外國文學研究》等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多篇關於艾麗絲·門羅短篇小說藝術的論文，且研究視角頗有特色，論證細膩嚴密，確實讓我很是欣賞。《艾麗絲·門羅——其人·其作·其思》一書是周怡獨立撰寫的首部學術著作，也是迄今為止國內第一部有關當代短篇小說大師艾麗絲·門羅研究的高質量的學術專著。年末雖雜事纏身，但每每端坐於書桌前仔細閱讀書稿，作者本人的縝密構思和真知灼見難免讓我感到眼前一亮。通讀全文，感想頗多，不妨借此序對該書的主要內容和創新之處加以總結，權當對本書的推介。
艾麗絲·門羅是當之無愧的“當代短篇小說大師”，共著有14部短篇小說集。除了諾貝爾文學獎，2009年門羅還曾獲曼氏布克國際文學獎，以及三次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兩次加拿大吉勒文學獎，兩次英聯邦作家獎，以及美國國家書評人獎等各類重大獎項。門羅常被譽為“作家中的作家”。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位候選人喬伊斯·卡羅爾·歐茨就曾盛讚門羅的短篇作品“具有其他作家長篇作品的深度”。門羅的短篇小說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短篇小說，作家對於時間的精妙處理使其總能在有限的敘述空間中展現出複雜的生命體驗。有趣的是，在門羅眾多短篇集中，《女孩與女人的生活》與《乞女》兩部作品在出版之初曾以長篇小說的形式做過商業宣傳，但目前評論界公認的是，即便在這兩部作品中，門羅的創作還是更接近於短篇，雖然擁有相關聯的人物，但是書中每一章節彼此依然相對獨立。門羅本人在訪談中曾多次表達她對於短篇小說這種藝術形式的偏愛，與此同時，很多評論家也注意到了短篇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往往在新西蘭（譬如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和加拿大這類新興英語國家中更為流行。
艾麗絲·門羅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作家。她近60年的文學創作生涯見證了加拿大文學從雛形到成熟，從默默無聞到被世界文壇接受與認可的曆程。無論是其第一部《快樂影子之舞》，還是其新作《美好生活》，門羅的每一部作品都彌散著強烈的地域意識和曆史關懷，也代表了加拿大文學強調民族文學身份的意識傳統。今年6月，門羅剛剛在加拿大國內以新作《美好生活》第二次贏得崔林文學大獎。崔林文學獎是安大略地區最高等級的文學獎項，受到安大略政府資助，旨在鼓勵與資助弘揚安大略文化與傳統的優秀文學作品。今年在宣布頒獎理由時，評審團這樣評價她的創作：“門羅被認為是加拿大文壇最重要的作家的確實至名歸，人們隻要翻開《美好人生》就難以釋手。”而在崔林文學獎的頒獎晚會上，門羅本人在致謝辭中也特別強調了其作為加拿大作家的文化身份，並對加拿大文學的發展充滿了自豪感。如今，門羅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加拿大文學必然會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更多的關注和肯定。
艾麗絲·門羅也是諾獎曆史上第13位女性獲獎者。門羅雖然從未宣稱過自己是女性主義作家，但不可否認，她的作品大都采用了女性的視角，表達了與眾不同的女性藝術家的成長經驗。除了本書提到的《男孩與女孩》一文是對著名的女性主義檄文《第二性》的回應，即“一個人不是生而就是女人，而是變成了一個女人”，門羅其他的很多作品，也都帶有明顯的女性主義哲學思辨。例如，門羅的另一個名篇《辦公室》，也可以視為作者對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的致敬。伍爾芙在其著名的《一間自己的房間》中如此呐喊：“女人要想寫小說，必須有錢，再加一間自己的房間。”而《辦公室》所表現的就是女性知識分子所麵臨的那種既沒有物質的空間，也沒有精神的空間的窘狀。在門羅開始創作的20世紀50年代，知識分子女性在加拿大還是鳳毛麟角，因此她本人也深刻地感受到社會對於女性從事藝術創作所施加的種種壓力與歧視。同時，“作家”身份與“母親”身份之間的文化衝突與矛盾也長期困擾著門羅，這些都可以在《孩子留下》《我母親的夢》等作品中窺見一二。但最終門羅以自己對於寫作的堅持，超越了時代對於女性的局限。從某種意義上說，門羅在文學上獲得的成就，對於同時代的女性作家是極大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