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愧疚之心成就了名篇《我母親的夢》。這個故事的核心是女性對於事業和母性的妥協。吉爾是一位相當有天分的小提琴手，突如其來的懷孕和喪夫使得吉爾麵臨比寶琳更為兩難的道德困境。一方麵吉爾感受到比寶琳更為強烈的職業召喚，另一方麵，因為孩子還是新生嬰兒階段，因此“孩子留下”就意味著嬰兒的死亡。門羅敏銳地抓住了“母性”這一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概念，強調了“女性”所具有的複雜性：“女性”對於“母性”的接受也需要過程。而這個故事的結果非常耐人尋味：吉爾最終從音樂學院畢業，但她認識到自己有天分卻並非天才。她成為職業小提琴手卻並非是音樂演奏家，她以小提琴謀生卻沒有失去演奏的樂趣。與此同時，她也成為了合格的母親，順利將孩子撫養長大，甚至再次結婚生子，圓滿地完成了作為女性的一生。總之，吉爾最終找到了“第三條道路”，正是這種具有典型加拿大經驗的“妥協性”幫助化解了“家庭”與“職業”之間的矛盾。最終，嬰兒也在對於自己母親（女性經驗傳統）的接納中確立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門羅的作品在表現“女性藝術家的成長”這一中心主題時，往往帶有典型的加拿大經驗的妥協性，而女性藝術家所麵對的社會阻力也突顯於“你以為你是誰”這個極具加拿大反諷特征的提問中。相對保守的加拿大社會崇尚謙謹，對於“相信憑借個人努力可以無往不勝”之類的“美國夢”式的樂觀態度則持保守態度。在《你以為你是誰？》這個短篇集中，渴望精神世界的完美與完整的女性主人公蘿絲不斷地感受到內心與環境的格格不入，無論她走到哪裏，做了何事，都覺得自己始終困於“中間地帶”，無所歸依。她不斷地妥協，同時也不斷地以自己的藝術性再創作努力去完成對於現實狀態的超越。然而《你以為你是誰？》這個短篇集在美國出版的時候，被美國的編輯們認為書名太過“加拿大化”，並最終改成了更符合美國審美觀的《乞女》。但是這個美國版的新標題卻改變了作家原本的女性經驗的視角，轉以男性視角替換，使得門羅的作品仿佛講述的不過是一個傳統灰姑娘的故事，即幸運的窮女孩憑借美德最終獲得王子的垂青。這種源於市場與出版需要的改動，本質還是美加文化差異。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女性作家的門羅並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文化現象，門羅是龐大的加拿大女性小說家群體中的一員，是加拿大女性文學傳統中有機的一個組成部分。加拿大的文學史雖然曆史不算長，但有趣的是女作家在質和量的比例上都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就小說的曆史而言，早期的弗蘭西斯·布魯克、凱瑟琳·帕爾·特雷爾、蘇珊娜·穆迪，到中期的薩拉·珍妮特·鄧肯、希拉·沃森，到當代的艾麗絲·門羅、瑪格麗特、勞倫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埃塞爾·威爾遜、瑪維斯·加蘭特、卡羅爾·希爾茲等眾多名家，加拿大女性作家基本上構成了一脈綿延相續的女性主義文學的傳統。女性作家共同特點是在作品中尤其強調女性對於身份問題的探求，而這種女性主義的意識又同時與加拿大“幸存感”的國民意識聯係緊密。加拿大著名的女性文學評論家琳達·哈欽在其著作《加拿大後現代主義：當代加拿大英語小說研究》中指出：“加拿大對於其文化身份的國民性追尋與女性主義者對於獨特的性別身份的追尋，具有某種平行關係，對於主流的文化權力，兩者都處於一種‘後殖民位置’，對此身份態度含混，既認同又不斷抗爭。”作為加拿大女性作家的傑出代表，門羅作品中所表現的女性經驗，確實與“加拿大經驗”之間分享了共同的身份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