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7日，是我的文學恩師魏巴特爾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祭日。時間過得真快，不覺已是一年。越往這個日子挨近，先生的音容笑貌愈加清晰，猶在昨天。而我作為他的學生，心緒久久地難以平靜，尤其對先生的離去，每每想起便止不住地淚水潸然，進而向我心中的一座人生的高山仰望、仰望……
緣 起
我深信，人之交往於冥冥中生而有緣。既然有緣，便會在時間的長河裏相遇，隻是遲早的事情。
我和魏巴特爾先生的交往，應該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那時，我在阿左旗黨委工作，秘書之餘，開始業餘文學創作，塗鴉之類的東西，羞於示人。一次，意外地得到一冊內部發行的《阿拉善民歌集》，大字排版鉛印，編譯者即魏巴特爾先生。雖然當時是隻聞其名，未見其人，但從書中的字裏行間不難讀出作為翻譯者的博識與才情，以及深厚的漢語言功底和文學水平。掩卷思之，令我這個大學文科畢業生汗顏。不過，正是這一冊印刷粗糙的民歌選本，讓我愛不釋手，漸漸讀出了其中的大滋大味，所謂“思理為妙，神與物遊”，感覺對自己的創作大有裨益和啟發，不妨借此而循之蹈之，寫自己熟悉的牧區生活。後來，正值《戈壁》創刊，時任編輯的趙敬超組稿，我便鬥膽遞上一個短篇小說《暴雨》，內容大意是一對年輕的蒙古族牧民夫妻的感情糾葛，在一場突降的暴雨中得到洗禮和升華。我知道作品的稚嫩是顯而易見的，投石問路而已，並不抱什麼希望。沒成想作品最後到了魏巴特爾先生那裏，卻給予肯定並且親手進行了修改，包括主人公的名字都進行了訂正。後來，就聽趙敬超談起這件事，說魏老師看好我的作品，認為潛力不錯，還打聽了我的一些情況。作為初涉文學創作的我，能夠得到先生這樣的評價，難免心潮澎湃、情緒激動，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慨。
於是，就相見了，我也從此開始尊敬地稱呼先生為魏老師。至於當時是在什麼樣的場合下見的麵，時隔多年已經記不得了，但魏老師留給我的第一印象至今未有任何改變，而且永遠地固定在我的腦海裏了。高大的個頭，胖瘦適中，膚色略顯粗黑，總是麵帶微笑。那麼樸實，那麼和藹，那麼慈祥，那麼平易近人，那麼善解人意，沒有一絲一毫的故作姿態。要知道，那時的魏老師已經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和翻譯家，尤其是在蒙漢文互譯方麵，在國內頗具影響，有很高的知名度。我是一個內向口拙的人，近乎於木訥，卻往往留給他人一種傲慢的錯覺，也因此吃了不少啞巴虧。老實說，我恰恰是自卑大於自信，見了那些所謂的顯貴和名人，就頭皮發緊，唯恐躲之不及，語言自然比舌頭還要短半截。可是，在魏老師那裏，完全沒有這種心理障礙，一點都不覺得緊張，幾次交往下來，已經是無話不說的老朋友了。我們談文學、憶往事、說世態、評時事，有時候觀點有異，各執其詞，會毫不設防地爭論一番，結果往往是“不歡而聚”，興之所至，約幾個朋友喝酒去，自然是魏老師自己掏腰包的時候多。
什麼是一見如故？我想這就是了。試問天下人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永相許。現在回過頭追憶，魏老師和我當屬兩代人，以年齡而論，魏老師大我將近二十歲，堪稱尊長；以影響而論，魏老師名滿國內，及至海外，而我隻是走入社會沒多長時間的一介書生；以學識而論，魏老師博古通今，著述甚豐，而我隻是淺嚐輒止，學問更是談不上。不過，我們對文學的愛好與追求，卻是一致的。那時國人尚不知手機和電腦為何物，文學也沒有被邊緣化，甚至還很神聖，擁有相當的“話語權”，尤其是各種流派和主義此消彼長，你方唱罷我登場，新寫實、先鋒派、口語化寫作等等不一而足，熱鬧非凡。魏老師對此卻是淡定的，有他自己的獨到的關於文學的主張和見解，一副“老謀深算”的樣子。其實，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類似於一棵樹牢牢地紮實了自己的根，“風雨不動安如山”。魏老師尤其對中國古典文學和俄羅斯文學情有獨鍾，始終保持著濃厚的閱讀和研究的興趣。我想，這和他最初接觸文學的時代和環境密切相關。每逢談及文學，魏老師言必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言必普希金、托爾斯泰、高爾基、肖洛霍夫等等。在他的作品中，同樣也不難看出深受中國古典文學和俄羅斯文學的影響，如短篇小說《神槍手》《他在門前拴了一條狼》，長篇章回體小說《阿拉善傳說》等。每逢這種時候，一向謙和、優雅的魏老師，似乎變得不那麼謙和了，很快煥發出另一種神采，或侃侃而談，或娓娓道來，人一下子變得激情飛揚了。我倒是真正地虛心了下來，也真正地成了小學生，那是真正的洗耳恭聽，同時暗自歎服魏老師那超拔的記憶能力和生動形象的漢語言表達能力。中國古典文學和俄羅斯文學我自覺也讀了不少，但讓魏老師敘說出來，確乎是別有一番滋味，備感受益匪淺。正是在魏老師的鼓勵和影響之下，我終於開始發表作品，並且漸漸地由少到多，如早期的《滄海》《草兒青草兒黃》《尋駝》《牧歌》《少年和大漠》等，其中就多處引用了魏老師編譯的阿拉善民歌。隻要我發表了作品，魏老師比誰都高興，樂得滿臉開花，而我也能乘此機會在他那裏混一頓酒喝。凡此種種，便是我將魏巴特爾先生稱之為文學恩師的由來。
文學，讓我們結緣……
同 道
同道，按照一般的解釋，即誌同道合的人。以我之見，誌同者天下比比皆是，道合者未必有多，所謂“和而不同”與“同而不和”，兩者之間的不同看似相近，其實是天壤之別，前者謂之君子所為，後者謂之小人之行。這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不說也罷。
1991年，阿盟文聯正式成立，這對於一幫遠離文化中心，在邊塞之地舞文弄墨的文朋詩友們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像是離散的遊子終於找到了娘家，很有些歸宿感的。具體的籌措任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到了魏巴特爾先生的身上，而由他擔當文聯主席，實在是眾望所歸。道理其實很簡單：非成就斐然且德高望重之人不可，否則難以服眾。文聯主席內定了，還缺個秘書長，魏老師於是想到了我。考慮到方便我文學創作情況的同時，魏老師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文聯必須至少有一名漢族同誌，用魏老師的話說是阿盟文聯不能辦成“蒙古族文聯”。他這個人不會虛情假意，不會茫然四顧，更不會虛與委蛇，有啥說啥，絕對性情，在為人處事上是很有些融融古風之意和古道熱腸的。征求意見時我心裏卻非常不安，覺得自己並不般配，但麵對魏老師那一雙充滿真誠、熱切和期待的眼睛時，我又不好拒絕。人生得一知己，談何容易？為了我的調動，魏老師於是開始了他的遊走，像一個說客那樣來回奔忙。那時交通很不方便，大熱的天暑氣逼人，魏老師騎著一輛丁當亂響的自行車，滿頭大汗地在老陵灘和西花園之間穿梭，向旗委領導陳述調我的理由，其言鑿鑿。後來，時任旗委書記的達來先生找我談話，詢問我個人的態度，我很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就差說出“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了。達書記想了想說，你想在這方麵（指文學創作）發展也是可以的，人各有誌嘛。這事還驚動了時任盟委宣傳部長的馮國進先生，意思是老魏執意要調的這個人究竟怎麼樣？一次，我正在伏案寫材料，就聽辦公室主任喊我，去了方知馮部長在座，見了我當即哈哈大笑，繼而風趣地說，一個胖乎乎的傻小子嘛，聽說你文章寫得還不錯。接下來，便是一路綠燈。後來聽魏老師講，當時的黃盟長（我的中學老師）在我的調動表上簽過字後，語重心長地說了這樣一句話：你們兩個老實人走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