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苦伶仃的個人奮鬥中，培根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代。人到中年，培根才發現，自己應該成家了，但是，他的家庭的建立，也是為了自己政治生涯服務的。
1606年，培根45歲時，同一名倫敦市政議員的女兒艾麗絲·波南爾結了婚。有一些朋友前來祝賀，他卻冷淡地表示：“這一樁婚姻不過是買賣，它隻是為了改善我的經濟狀況而已。至於說到我的愛情，實際上，她與我的真正感情一點無緣。”為此，培根曾在他著名的《隨筆集》中寫道：“一個偉人總是遠離這種懦弱情感的。”婚後不久，培根那機靈的頭腦，終於得到新任國王的賞識，1607年，他被任命為英格蘭副檢察長。
培根擔任副檢察長後，立即指出知識對民富國強的重要作用。他建議增加牛津和劍橋兩所著名大學的獎學金，使更多的英國青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他主持過皇家科學院的講座，寫過關於人類博愛的文章，還以極端嚴肅的態度，發表了一部名著《科學推進論》。
培根在大肆宣揚知識價值的同時，還提出了天才與庸人的區別。他認為，在人類世界上，隻有像自己這樣的人才配當執政官。他說，天才在人類社會中起控製和支配作用。任勞任怨為別人服務的人，隻應當是庸人。培根甚至還公開發表文章，教唆讀者怎樣去利用自己的庸人朋友的弱點來控製朋友。與此同時，他幾乎在同一時間裏，又寫了一篇讚美人類仁慈與忠誠的論文。他說：“再沒有比不忠與背叛更為可惡的事了。”培根的一生總是在一種自相矛盾中樹立自我形象。以至人們看了他的文章後，都以為這個世界上有兩個弗蘭西斯·培根。培根認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為了取得科學成果，應當不惜一切手段，這種手段即使有時是惡劣和可悲的也不要害怕。培根認為，隻有當一種科學發明被公眾承認後，這個科學家才能說服大家。否則，他永遠一錢不值。
培根的知識和理論創造，確實同他的升官發財之路有直接關係。培根步入中年之後，更加刻苦與勤奮，而且著述極多。在這一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工具》《自然史和實驗史概論》《思想和展望》《論古人的智慧》《新大西島》《培根論說文集》和《亨利第七本紀》等。
培根生活的時代是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新文化思潮猛烈衝擊英國思想界。然而，當時獨占英國思想界的“經院哲學”卻嚴重地窒息人們的頭腦，阻礙著科學的發展。人們要想獲得真正的科學知識，就要衝破“經院哲學”。培根把建立一個能促進科學發展的“新哲學”，作為自己哲學工作的主要目標。
培根一針見血地指出，“經院哲學”以神學為學習和研究的內容，用煩瑣的推理論證宗教教條。“經院哲學”以維護神學為專職，把科學研究看成是褻瀆神聖事物和損害人心尊嚴的事，因此，“經院哲學”必然阻礙認識的發展，給整個科學知識領域帶來嚴重缺陷。因此，培根主張全麵改革哲學以複興和推動科學。他認為，雖說上帝是存在的，但哲學不應以上帝為對象，而應當以大自然為對象。哲學的任務不是用來爭辯，而是指導人們去研究自然。研究自然的目的是為了控製自然，為人類提供新的發現和新的生存權利。因此培根主張，哲學和自然科學應當結成“合法的婚姻”，從而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為推動科學知識的傳播，他熱情地謳歌自然科學的成就，指出科學技術的一切發明是“任何政權、任何教派、任何傑出人物都不能比擬的”。
培根提出的發展科學的思想和“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反映了當時英國資產階級重視科學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要求，這與曆史的發展進程是一致的，因而這是一個進步思想的口號。
培根“知識就是力量”這一口號的提出，第一次把知識提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鼓舞著一代代有誌於人類進步事業的知識分子勤奮地探索和鑽研。
從1584年起，培根多次當選為國會議員。培根以能言善辯而赫赫有名。他在議會中的政治見解始終是一種“中庸主義”，主張在君權與民權之間，采取互相寬容的態度。培根足智多謀，多才多藝。他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既幹好事，又幹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