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義之後，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注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牆，唯求一死。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誌。毛澤東讚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粉。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見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從被捕到就義，這裏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瞿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著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餘。我們看他短短的一生鬥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鬥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鬥敵，最後英勇就義，驚天地動鬼神。這是一個多麼完整的句號。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渺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於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裏卻非要說一說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後麵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他將生命看得很淡。現在，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受著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著煎熬。他說以後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後人。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裏鑽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嚐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煉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這《多餘的話》裏還囑咐死後請解剖他的屍體，因為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塗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曆史，極力隱惡揚善。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當我們隻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穀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絕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個內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裏，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著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瞿秋白就是從這裏出發，到上海辦學，去會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去會孫中山；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到漢口去主持“八七會議”，發起武裝鬥爭；到江西蘇區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門登舟之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那是一種多麼悠閑的生活，多麼美的詩句，是一個多麼寧靜的港灣。他在《多餘的話》裏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他多麼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可是到最後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但正是這悲劇的遺憾，人們才這樣以其生命的一倍、兩倍、十倍的歲月去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