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作家們天生免費得到的東西，平民知識分子們卻要以青春的代價去購買。”
“文學家不是做糖果點心的，不是化妝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悶的；他是一個負有義務的人，他受自己的責任感和良心的約束。”
“如果我是個醫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醫院；如果我是個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而不是同獴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需要有一點兒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
“沒有明確世界觀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
“我違心地過著一種歸根結蒂是為了盧布的狹隘生活……一想到錢是我的活動中心，而我是在為錢工作，我心裏就極端苦悶……這種難過的心情，再加上正義感，使得我的寫作活動在我看來是一樁可鄙的工作，我不尊重我寫的東西……真該在硫酸中洗個澡，來一個脫胎換骨。”
“那些我們稱之為不朽的或簡稱之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們陶醉的作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們在朝著一個什麼地方走，而且召喚您向著那個地方走……他們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幹，有最近的目標：廢除農奴製度，解放祖國，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幹脆就是伏特加，像傑尼斯·達維多夫[1]一樣；而另一些人則有遙遠的目標：上帝，九泉下的生活，人類的幸福，等等。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是現實主義者，把生活寫成它本來有的樣子，但由於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漿汁似的浸透著目標感，您除了生活本來的樣子外還感到那種應該有的生活，而這一點也就使您心醉。”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出生於一八六〇年。他戲謔地說過：“在我的血管裏流著農夫的血。”他的祖先是農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盧布的贖金換取了本人及其家屬不再做農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親來到塔幹羅格市做店員，十多年之後他自己開起一個小雜貨鋪，後因不善經營而破產。為躲債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謀生，接著一家人相繼遷居莫斯科，隻留下契訶夫一人在塔幹羅格完成中學的學業，他靠教家館維持生計，生活十分艱辛。一八七九年，契訶夫進入莫斯科大學學醫。一八八四年他大學畢業後在莫斯科附近行醫，有機會廣泛接觸農民、地主、官吏和教員等各個社會階層的人。
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幽默雜誌《蜻蜓》第十期上發表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長篇和中篇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這是契訶夫文學生涯的開端。當時俄國正處在反動勢力猖獗的時期，社會氣氛令人窒息，進步思想備受禁錮，庸俗無聊的書報刊物則應運而生。年事尚輕、涉世不深的契訶夫迫於生計一度迎合時尚，用許多不同的筆名發表了大量僅供消遣解悶的滑稽故事，《在催眠術表演會上》和《外科手術》便是這類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談到了自己的苦衷：“講老實話，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難的！你有時候隻顧追求幽默，胡亂寫出一些東西，連自己看著都惡心！”
契訶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級無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為筆名，寫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釘子上》、《小職員之死》、《胖子和瘦子》、《變色龍》、《預謀犯》、《普裏希別耶夫中士》。契洪特的這些優秀幽默短篇小說都具有深刻的內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釘子上》和《小職員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國的官場醜態，在那裏強者倨傲專橫，弱者唯唯諾諾。蛆蟲般的切爾維亞科夫[2]及其奴才心理正是這種官場生活的產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別重逢，他倆擁抱接吻，熱淚盈眶，但寒暄之間做了兩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兩個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頓時臉色發白，“蜷縮起來，彎腰曲背，矮了半截”，而當“胖子”向他伸手道別時，他隻敢“握握他的三個指頭……一躬到地”。寫在一八八四年的《變色龍》告訴讀者，在沙皇俄國將軍家豢養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奧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權勢者的家犬前搖尾乞憐，而對百姓卻張牙舞爪。《變色龍》是契訶夫送給世人的一麵鏡子，在事隔百餘年的今天一些現代人身上還有著“變色龍”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間，契訶夫的視線開始轉向普通勞動者，描繪他們的痛苦生活，寫下了《牡蠣》、《哀傷》、《苦惱》、《歌女》、《萬卡》等優秀短篇小說。《歌女》描寫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恥地淩辱一個無依無靠的歌女。《苦惱》是契訶夫在早期創作中實現的一次思想—藝術的飛躍，它的結尾（人向馬兒訴苦）十分強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國的世態炎涼。《萬卡》可說是《苦惱》的姊妹篇。九歲童工的稚真心靈，他的學徒生活的苦楚，他對祖父和故鄉的眷戀，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滲透，給讀者以深刻印象。
《苦惱》和《萬卡》等作品表明，一種新的短篇小說體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說已在契訶夫的創作中形成。這類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現象為情節基礎，敘述筆法客觀而又含蓄，運用巧妙構築的藝術細節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狀態中反映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麵，作家的濃鬱情意則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體係之中。
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下半葉起，契訶夫聲譽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學院授與他“普希金獎金”。從發表“第一篇小東西”到榮獲“普希金獎金”前後相隔僅八年半時間，俄國文壇上鮮為人知的契洪特變成了彼得堡的“紅人”契訶夫。從這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寫劇本。《蠢貨》、《求婚》、《結婚》和《紀念日》等獨幕輕鬆喜劇在內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將自己的短篇小說改編而成的。而在劇本《伊凡諾夫》中，契訶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餘的人”。
汙濁的現實以及他本人與日俱增的聲譽和地位都使契訶夫心神不寧，他對自己的要求越來越嚴格。他渴求“明確的世界觀”。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如果沒有“明確的世界觀”，那麼“自覺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說《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們不難捉摸到契訶夫的這種心情和認識。《跳來跳去的女人》則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一個愛慕虛榮和沒有主心骨的婦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貧乏心靈。
一八九〇年春，身體羸弱的契訶夫，萬裏迢迢，穿過西伯利亞，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懲罰犯人的薩哈林島。這是一座人間“地獄”，在這裏契訶夫親眼目睹種種野蠻、痛苦和災難，這使他日益疏遠甚至否定那曾經占據他心靈達六七年之久的托爾斯泰哲學。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兩篇作品問世，契訶夫既批評了逆來順受的不抗惡主義，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義和看破紅塵的悲觀態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藝術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訶夫將對於“瘋子”格羅莫夫和“有頭腦的”格羅莫夫的描繪巧妙地穿插起來，而且匠心獨運地安排了“瘋子”格羅莫夫同“健康人”拉金醫生之間的爭論，十分自然地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在沙皇專製的俄國，善於思索並敢於直言者被認做“瘋子”，而洞察專製製度罪惡的恰好是這些“瘋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醫生的遭遇烘托和強化了讀者的印象：隻因為拉金同格羅莫夫交談過幾次，他竟然也被視為精神病人而關進第六病室直至慘死在那裏。拉金的遭遇表明：托爾斯泰主義以及一切鼓吹放棄鬥爭的主張勢必遭到失敗。
《第六病室》是契訶夫創作發展的轉折點。從它問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三年發表辭世作《新娘》，這是契訶夫藝術活動的頂峰。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矛盾激化。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契訶夫積極投身於社會活動。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災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間，他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參與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無辜的猶太籍軍官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一九〇〇年二月間，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會民主黨人拉金進入雅爾塔肺癆病人療養院治病和療養；一九〇二年春，他同柯羅連科一起抗議科學院因屈服於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幹預而撤銷高爾基的名譽院士稱號；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四年間，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質上支援為爭取民主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學生……一連串的事實表明：隨著當年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契訶夫的民主主義立場和思想越來越堅定，而這正好是他後期小說和戲劇創作的思想前提。
契訶夫的小說和戲劇創作在這時進入了全盛時期。他的中、短篇小說涉及社會生活中許多重大問題。例如，《農民》、《新別墅》、《出差》、《在峽穀裏》等作品描繪了當時俄國農村的貧困、落後和愚蠻，展示了農村中的貧富懸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閉塞的勞動者身上的一種自發的不滿和反感情緒。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資本主義在俄國迅速發展，它提高了工農業生產力以及科學和技術水平，但同時它卻給廣大勞動群眾帶來了災害和苦難，契訶夫在《女人的王國》、《三年》和《出診》中以其獨特的筆觸對此作了反映。廠房給人以“一種地獄般的印象”，它像是“瞪著兩隻血紅眼睛”的“魔鬼”，而廠主是“剝削者”，在“吞食別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訶夫筆下，不僅工人受苦受難，就連那些巨額財富的主人也並未感到幸福。契訶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義立場和觀點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在他筆下，資本主義是一種“來曆不明的處在生活之外並與人無關的支配力量”，在這種力量支配下，人們“屈從”於它，構成一種相互關係，在這種相互關係中“強者和弱者同樣受苦受難”。由於契訶夫不了解工人階級，所以他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揭露以及對工人的描繪都有很大的片麵性。他筆下的工人是軟弱的和閉塞的，他們就連見到廠主的馬匹也都要脫帽鞠躬。從這個角度看，法捷耶夫說他不喜歡契訶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