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進士、山西趙城縣知縣楊延亮《題馬嵬驛》：
孤負憑肩誓後身， 肯拚一死延唐祚， 清代劇作家洪升《長生殿》寫唐玄宗與貴妃“夜半憑肩私咒”。這裏說，唐玄宗與楊貴妃當年無比親昵，憑肩發誓他生也要相聚，但一切都“辜負”了。
清代詩人李羲文《過楊太真墓》：
馬嵬永訣六龍驂， 拚卻紅顏安反側， 詩的大意是，楊妃“匹練酬恩”，以安“反側”，美人於此，勝過奇男。
還有清代女詩人萬葉丹的《書〈長恨歌〉後》七絕，也鮮明地站在楊貴妃一邊，直接予以頌讚：
翠羽西行喚奈何， 拚將一死紓君難， 第三類，對楊妃之死表示同情、惋惜，代替死者講公道話。這類詩歌占的比例也比較大。
最早的是唐代詩人李益，“馬嵬坡之變”時他已經九歲了，許多事情可說是親曆親聞的。因而他的看法尤其值得重視。李益《過馬嵬》詩：
漢將如雲不直言， 托君休洗蓮花血， 由於寫的是本朝事，李益在落筆時還是有些顧忌的。“漢將”其實就是唐將。詩的中心是代楊貴妃鳴不平：滿朝文武，誰也不肯向皇帝直言相諫。等到賊寇到了，天下大亂，反而把罪愆推到一個女子身上，豈非咄咄怪事！
清代著名詩人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表示，他對陳玄禮逼死楊貴妃持有異議，在《再題馬嵬驛》詩中指責陳玄禮：
萬歲傳呼蜀道東， 將軍手把黃金鉞， “鬻拳”，人名，春秋時楚國宗室後裔。鬻拳因事諍諫楚文王，文王不從。鬻拳乃以兵器威脅文王，強使他改正錯誤。袁枚在此以陳玄禮比鬻拳。
晚唐時的著名詩人羅隱的《帝幸蜀》一詩寫得更巧妙，更尖銳，更具說服力：
馬嵬煙柳正依依， 地下阿蠻應有語， 晚唐中和元年（公元 881 年），黃巢攻克長安，唐朝第十八任皇帝、終日嬉玩遊樂的唐僖宗李儇，也跟當年的唐玄宗一樣逃往四川避難，躲避了四年之久。詩人借助這件事，對指責楊貴妃的人予以回擊——這回死去多年的“阿蠻 ”可要站出來說話了：“你看，李儇也跑到四川來了，看來還是不要埋怨楊妃為好。”
無獨有偶，唐末進士韋莊在《立春日作》一詩中發表了同樣的見解：
九重天子去蒙塵， 今日不關妃妾事， 那麼，究竟應該歸罪於誰呢？清道光年間進士趙長齡的《馬嵬》詩做了直接而明確的回答：
不信曲江信祿山， 禍端自是君王啟， 矛頭所向，直指皇帝，而且有理有據。“曲江”，唐開元年間的尚書丞相張九齡的別稱。張九齡是一位有膽識、有遠見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當年曾向唐玄宗建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可是，唐玄宗聽不進去，不僅沒有殺他，反而倍加信任。 三
起死人於地下，把這三種不同的見解羅列出來，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確實可以看作是一場別開生麵的辯論。以上是第一場。
那麼第二場辯論的主題是什麼呢？
絕大多數人都承認，根據曆史記載楊貴妃在“馬嵬坡之變”中確實是被處死了。不過，對於她是怎麼死的，死在了什麼地方，卻還存在著激烈的爭議。對此，史家與詩人各有所見，各執一詞。
關於楊貴妃的死因，正史《舊唐書》《新唐書》的本傳和《資治通鑒·唐紀》，以及野史《楊太真外傳》等，都明確地記載是“縊死”。何謂“縊死”？詞典上解釋，“勒人之頸而使之死也”。既然是勒頸而死，自然就不會有血濺出了。可是，到了一些詩人筆下，卻與史家持截然不同的見解。就中尤以唐代詩人為甚。
且看有“詩史”之盛譽的杜甫。“馬嵬坡之變”發生時，杜甫已經四十四歲，可說是同時代的人。恰巧，第二年春天杜甫又到了都城長安。他沿著流經城東南的曲江行走，一時觸景傷懷，感慨萬千。《哀江頭》一詩就是當時心情的寫照。在寫到“昭陽殿裏第一人”時，下了這樣兩句斷語：“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前麵引述的李益詩中，也有“托君休洗蓮花血”的詩句。白居易的《長恨歌》也寫道：“君王掩麵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另外，杜牧《華清宮三十韻》中亦有“喧呼馬嵬血，零落羽林槍”之句。“血汙遊魂”，“休洗蓮花血”，“血淚相和流”，“喧呼馬嵬血”，血，血，血！顯然，在這些詩人的心中，楊貴妃絕非如正史所記是被縊死的。
既然不是被縊而死，那麼“佛堂前”“梨樹下”之類的記載，也就值得懷疑了。這又產生一個死的地方的爭議。相當一部分論者認為楊貴妃死在亂軍之中。且看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中關於這段亂象的記載：
吐蕃王國使節二十多人，正攔住楊國忠馬頭，訴苦說找不到飲食，楊國忠還沒回答，士卒們就大聲呼喊說：“楊國忠聯合胡人叛變！”有人一箭射出，射中楊國忠的馬鞍。楊國忠驚駭逃跑，逃到驛站西門裏，士卒們一擁而上，把他亂刀砍死，並像殺豬一樣，剁下他的四肢，用長槍挑起人頭，豎在驛站門口；同時，誅殺他的兒子、國務院財政部副部長楊暄，及韓國夫人、秦國夫人。總監察官魏方進斥責說：“你們怎麼敢謀害宰相？”士卒又把他砍死。最高監督長韋見素得到混亂消息，出來察看，士卒撲上去，用鐵器猛擊他的頭部，打得腦血齊流。
已經失去理智的士卒，多年的積憤無處發泄，實在忍無可忍了，便進行瘋狂報複。冤有頭，債有主。在這種情況下，把罪魁禍首楊氏家族“一鍋端”、剪草除根是他們共同的意誌。既然隨行的兩個姐姐都被殺掉了，楊貴妃也完全有可能死在亂軍兵刃之下。因此，詩人們所寫的未必都屬無稽之談。
其實，詩是完全可以用來證史的。現代史家就頗為推崇“以詩證史”的治史方法，也就是以“詩”為史料來證史、說史，解讀曆史。在這方麵，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做出了楷模式的探索，達到了高妙的境界。關於為什麼可以“以詩證史”，陳先生說得十分清楚：“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中國詩既有此三特點，故與曆史發生關係。把所有分散的詩集合在一起，於時代人物之關係，地域之所在，按照一個觀點去研究，連貫起來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說明一個時代之關係；糾正一件事之發生及經過；可以補充和糾正曆史記載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