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蕭紅來說，盡管童年生涯是極端枯燥、寂寞的，家園並無溫馨可言，甚至經常讓她感到格格不入；但是“人情戀故鄉”，就像一首詩描述的“滿紙深情悲仆婦，十年斷夢繞呼蘭”，一顆遠懸的鄉心，癡情繾綣，離開得越遠，回音便越響。於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便在“永久的憧憬與追求”中孕育誕生了。
時代造就了蕭紅。難能可貴的是，她不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衝破封建枷鎖，離家出走，成為中國北方的一個勇敢的娜拉；而且由於親炙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精神和得到一批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滋養，同時也接觸了世界近代以來人文主義思潮和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的文化覺醒意識，她在文學創作伊始，就顯示了嶄新的精神世界，以稚嫩的歌喉唱出了時代的強音和民眾的願望。
對於鄉園，她沒有沉浸在一般層次上的眷戀、遐想與夢幻之中，而是超越了“五四”新文學的美學思索，在現實主義與個性主義、人道主義交疊的文化觀點上，力透紙背地寫出了“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深入地開掘其關於“國民性”的哲理反思和病態社會的無情清算。
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以充分的感性化、個性化的認知方式，通過散化情節、淡化戲劇性、濃化情致韻味的藝術手法，揭露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造成的彌天災難，展示病態人生、病態社會心理的形成，以引起人們療救的注意。
作為一個根植於現實土壤的現代文化追求者和思想先驅，她始終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另一個世界”的眼光，審視著這塊古老而沉寂的大地，呼喚著“別樣人生”，期待著黎明的曙色。而且為這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同那些跨越時代的文壇巨匠相比，蕭紅也許算不上長河巨泊。她的生命短暫，而且身世坎坷，迭遭不幸。她失去的不少，而所得可能更多；她像冷月、閑花一樣悄然隕落，卻長期活在後世讀者的心裏；她似乎一無所有，卻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一串堅實、清晰的腳印，樹起了一座高聳的豐碑。她是不幸的，但也可以說她是很幸運的。
像蕭紅一樣，呼蘭河既沒有長江的波瀾浩蕩，也不像黃河那樣奔騰洶湧；呼蘭縣城更是普通至極的一個北方城鎮。但是，地以人傳，河以文傳，由於這裏誕生了一位著名女作家，它們已被鐫刻在文學碑林上，變得名聞遐邇。這裏的小橋流水、窄巷長街，都一一注入了生命的汁液，鮮活起來，充溢著靈性，吸引著無數中外遊客。
而前來探訪的客子、學人，也必然要對照蕭紅的作品去“按圖索驥”，溯本尋源。這樣，人文與自然相輔相成，曆史和現實交輝互映，就益發強化了景觀的魅力。
流光似水。如今，那被女作家詛咒過的歲月遠逝了，那沒有人的尊嚴和獨立人格的牛馬般的生活一去不複返了，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血淚交迸的“生死場”已經照徹了燦爛的陽光。
在十字街頭拐彎處，當年蕭紅讀書的小學校還在。微風搖曳中，幾棵飽經風霜的老榆樹似在發出歲月的絮語。下課鈴聲響起，一群閃著澄澈、親切的目光的活潑可愛的女孩子，野馬般地擁向了操場，有的竟至和來訪的客人撞了個滿懷，隨之而喧騰起一陣響亮的笑聲。
我驀然想起，《呼蘭河傳》中老胡家的團圓媳婦不也是這般年紀、這樣天真嗎？可是隻因為她太大方了，走起路來飛快，頭天到婆家吃飯就吃三碗，一點也不知害羞，硬是被活活地“管教”死了。
從“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話就是放肆”的死寂無聲的黑暗年代，到能夠在陽光照徹的新天地裏自由地縱情談笑，這條路竟足足走了幾千年！
如果蕭紅有幸活到今天，故地重遊，看看呼蘭河畔翻天覆地的變化，聽劫後餘生的王大姐講講她的苦盡甘來，再賞鑒一番故鄉的“火燒雲”，也許會用她那珠璣般的文字，寫出一部《呼蘭河新傳》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