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談到民族風格。我認為民族風格主要表現在語言上。除了語言，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可以表現它呢？你說短文章是我們的民族風格嗎？外國也有。你說長文章是我們民族風格嗎？外國也有。主要是表現在語言上，外國人不說中國話。用我們自己的語言表現的東西有民族風格，一本中國書譯成外文就變了樣，隻能把內容翻譯出來，語言的神情很難全盤譯出。民族風格主要表現在語言文字上，希望大家多用工夫學習語言文字。
第二部分：回答問題。
我不想用專家的身份回答問題，我不是語言學家。對我們語言發展上的很多問題，不是我能回答的。我隻能以一個寫過一點東西的人的資格來回答。
第一個問題：怎樣從群眾語言中提煉出文學語言？這我剛才已大致說過，學習群眾的語言不是照抄，我們要根據創作中寫什麼人，寫什麼事，去運用從群眾中學來的語言。一件事情也許普通人嘴裏要說十句，我們要設法精簡到三四句。這是作家應盡的責任，把語言精華拿出來。連造句也是一樣，按一般人的習慣要二十個字，我們應設法用十個字就說明白。這是可能的。有時一個字兩個字都能表達不少的意思。你得設法調動語言。你描述一個情節的發展，若是能夠選用文字，比一般的話更簡練、更生動，就是本事。有時候你用一個“看”字或“來”字就能省下一句話，那就比一般人嘴裏的話精簡多了。要調動你的語言，把一個字放在前邊或放在後邊，就可以省很多字。兩句改成一長一短，又可以省很多字。要按照人物的性格，用很少的話把他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而不要照抄群眾語言。先要學習群眾語言，掌握群眾語言，然後創作性地運用它。
第二個問題：南方朋友提出，不會說北方話怎麼辦呢？這的確是個問題！有的南方人學了一點北方話就用上，什麼都用“壓根兒”，以為這就是北方話。這不行！還是要集中思考你所寫的人物要幹什麼，說什麼。從這一點出發，盡管語言不純粹，仍可以寫出相當清順的文字。不要賣弄剛學會的幾句北方話！有意賣弄，你的話會成為四不像了。如果順著人物的思想感情寫，即使語言不漂亮，也能把人物的心情寫出來。
我看是這樣，沒有掌握北方話，可以一麵揣摩人情事理，一麵學話，這麼學比死記詞彙強。要從活人活事裏學話，不要死背“壓根兒”、“真棒”……。南方人寫北方話當然有困難，但這問題並非不能解決，否則沈雁冰先生、葉聖陶先生就寫不出東西了。他們是南方人，但他們的語言不僅順暢，而且有風格。
第三個問題：詞彙貧乏怎麼辦？我希望大家多寫短文，用最普通的文字寫。是不是這樣就會詞彙貧乏，寫不生動呢？這樣寫當然詞彙用的少，但是還能寫出好文章來。我在寫作時，拚命想這個人物是怎麼思想的，他有什麼感情，他該說什麼話，這樣，我就可以少用詞彙。我主要是表達思想感情，不孤立地貪圖多用詞彙。我們平時嘴裏的詞彙並不多，在三反五反時，鬥爭多麼激烈，誰也沒顧得去找詞彙，可是鬥爭仍是那麼激烈，可見人人都會說話，都想一句話把對方說低了頭。這些話未見得會有豐富的詞彙，但是能深刻地表達思想感情。
我寫東西總是盡量少用字，不亂形容，不亂用修辭，從現成話裏掏東西。一般人的社會接觸麵小，詞彙當然貧乏。我覺得很奇怪，許多寫作者連普通花名都不知道，都不注意，這就損失了很多詞彙。我們的生活若是局限於小圈子裏，對生活的各方麵不感趣味，當然詞彙少。作家若以為音樂、圖畫、雕塑、養花等等與自己無關，是不對的。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哪裏來的詞彙？你接觸了畫家，他就會告訴你很多東西，那就豐富了詞彙。我不懂音樂，我就隻好不說；對養花、鳥、魚，我感覺興趣，就多得了一些詞彙。豐富生活，就能豐富詞彙。這需要慢慢積蓄。你接觸到一些京戲演員，就多聽到一些行話，如“馬前”“馬後”等。這不一定馬上有用，可是當你寫一篇文章，形容到一個演員的時候，就用上了。每一行業的行話都有很好的東西，我們接觸多了就會知道。不管什麼時候用，總得預備下，像百貨公司一樣，什麼東西都預備下，從留聲機到鋼筆頭。我們的毛病就是整天在圖書館中抱著書本。要對生活各方麵都有興趣；買一盆花，和賣花的人聊聊，就會得到許多好處。
第四個問題：地方土語如何運用？
語言發展的趨勢總是日漸統一的。現在的廣播，教科書都以官話為主。但這裏有一個矛盾，即“一般化的語言”不那麼生動，比較死板。所以，有生動的方言，也可以用。如果怕讀者不懂，可以加一個注解。我同情廣東、福建朋友，他們說官話是有困難，但大勢所趨，沒有辦法，隻好學習。方言中名詞不同，還不要緊，北京叫白薯，山東叫地瓜，四川叫紅苕，沒什麼關係；現在可以互注一下，以後總會有個標準名詞。動詞就難了，地方話和北方話相差很多，動詞又很重要，隻好用“一般語”，不用地方話了。形容詞也好辦，北方形容淺綠色說“綠陰陰”的，也許廣東人另有說法，不過反正有一個“綠”字，讀者大致會猜到。主要在動詞，動詞不明白，行動就都亂了。我在一本小說中寫一個人“從凳子上‘出溜’下去了”，意思是這人突然病了，從凳上滑了下去，一位廣東讀者來信問：“這人溜出去了，怎麼還在屋子裏？”我現在逐漸少用北京土語，偶爾用一個也加上注解。這問題牽涉到文字的改革，我就不多談了。
第五個問題：寫對話用口語還容易，描寫時用口語就困難了。
我想情況是這樣，對話用口語，因為沒有辦法不用。但描寫時也可以試一試用口語，下筆以前先出聲地念一念再寫。比如描寫一個人“身量很高，臉紅撲撲的”，還是可以用口語的。別認為描寫必須另用一套文字，可以試試嘴裏怎麼說就怎麼寫。
第六個問題：“五四”運動以後的作品——包括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內——一般工農看不懂、不習慣，這問題怎麼看？
我覺得“五四”運動對語言問題上是有偏差的。那時有些人以為中國語言不夠細致。他們都會一種或幾種外國語；念慣了西洋書，愛慕外國語言，有些瞧不起中國話，認為中國話簡陋。其實中國話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很明顯，有些外國話中的“桌子椅子”還有陰性、陽性之別，這沒什麼道理。中國話就沒有這些羅裏羅嗦的東西。
但“五四”傳統有它好的一麵，它吸收了外國的語法，豐富了我們語法，使語言結構上複雜一些，使說理的文字更精密一些。如今天的報紙的社論和一般的政治報告，就多少采用了這種語法。
我們寫作，不能不用人民的語言。“五四”傳統好的一麵，在寫理論文字時，可以采用。創作還是應該以老百姓的話為主。我們應該重視自己的語言，從人民口頭中，學習簡練、幹淨的語言，不應當多用歐化的語法。
有人說農民不懂“五四”以來的文學，這說法不一定正確。以前農民不認識字，怎麼能懂呢？可是也有雖然識字而仍不懂，連今天的作品也還看不懂。從前中國作家協會開會請工人提意見，他們就提出某些作品的語言不好，看不懂，這是值得警惕的，這是由於我們還沒有更好地學習人民的語言。
第七個問題：應當如何用文學語言影響和豐富人民語言？
我在三十年前也這樣想過：要用我的語言來影響人民的語言，用白話文言夾七夾八的合在一起，可是問題並未解決。現在，我看還是老老實實讓人民語言豐富我們的語言，先別貪圖用自己的語言影響人民的語言吧。
第八個問題：如何用歇後語。
我看用得好就可以用。歇後語、俗語，都可以用，但用得太多就沒意思。《春風吹到諾敏河》中，每人都說歇後語，好像一個村子都是歇後語專家，那就過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