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記選為向忠發
上海天蟾舞台，座落在最繁華的市中心，是個熱鬧的所在。看戲的，演戲的，終日進進出出。
一位42歲的“老板”，住下了緊挨天蟾舞台的兩間房。看來，這位“老板”手裏有錢——他的“太太”是那樣的年輕，隻有20歲。那年月，“老夫少妻”是有錢的象征。“老板”做湖南土布土紗的生意，掛起“福興字莊”招牌。
然而，外人莫知，每當夜深人靜，這對“夫妻”卻分床而眠……
這位手頭闊綽的“老板”，便是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長沙人，中共地下黨員。1918年8月，他在長沙參加了毛澤東創建的新民學會，1927年10月加入中共。他以“老板”身份，在這人頭攢動的地方，為中共中央建立秘密機關。
那位“太太”，是奉中共組織之命為他做掩護工作的，並非真是他的妻子。“太太”叫朱端綬，也是長沙人。雖說她比“老板”小22歲，入黨卻比他早兩年——1925年入黨。
這對假夫妻（後來結成了真夫婦）主持的秘密機關，是當年中共最重要的機關。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曾這樣憶及：“開會的地方在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引者注）天蟾舞台後麵樓上的兩間房裏。這個秘密機關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為中央常委開會的地方。房子是租賃來的，由熊瑾玎、朱端綬夫婦住守（熊瑾玎任中央會計）。那時，開會的同誌從天蟾舞台兩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這個機關從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冬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都沒有遭到破壞。……1952年毛澤東在杭州主持起草憲法時，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裏去。路過上海時，小平和我去看過那個老地方，那時房間結構和形式如舊，裏麵設了一個衛生間。”
來自莫斯科的秘密文件，通過地下交通線，傳到了上海這個秘密機關。1928年4月28日，中共政治局三常委瞿秋白、李維漢、周恩來，以及鄧中夏、項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台後的小屋裏。他們逐字逐句研讀著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發、李震瀛共同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他們立即感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評了羅明納茲——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
從現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會議記錄（1928年4月28日）上，可以見到這樣的反響：“國際決議顯然同（11月）擴大會議決議有幾點不同”：“國際決議”指出：“中國工農廣大的革命運動之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眼下，中共應“準備革命的新的浪潮之高潮”，“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爭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群眾。”
共產國際的決議，明確地反對無準備無組織的城鄉暴動。
這就是說，那一係列頭腦發熱的“暴動”計劃，應緊急刹車！
瞿秋白意識到自己犯了嚴重錯誤。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天之後——4月30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決議案的通告》，表示：“接受這一決議案之一般方針，並且認為在最短期內，於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必須切實執行這決議案必要的具體步驟。”
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檢討。
就在發布《通知》的當天，瞿秋白從上海消失了。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前往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的籌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