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鄧穎超，則是5月1日一起離滬去莫斯科。
此後，在5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許多負責人紛紛經滬前往蘇聯參加中共“六大”。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國內指定三個人臨時主持留守工作——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大”在國外召開，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三大”在廣州召開，“五大”在武漢召開。“六大”改在莫斯科召開，是由於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在開全國代表大會時會被一網打盡，不得不在當時的“紅色堡壘”蘇聯召開。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陸續來到蘇聯。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區慈維尼裏德鎮銀光別墅（原先的一座貴族莊園）開了差不多一個月。由於製止了左傾盲動主義，這時的中共黨員增至四萬多人。
大會之前，6月12日，斯大林接見了中共主要負責人。斯大林的談話，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調，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則是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
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識分子，一個右，一個“左”，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共產國際再一次強調，必須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擔當中共領袖，選中了向忠發——這除了向忠發是位老工人之外，還由於他率中國工農代表團以來，跟共產國際，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觸。向忠發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有向忠發、蘇兆征、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前五人為常委。這樣，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
政治局補委員為李立三、關向應、羅登賢、彭湃、楊殷、徐錫根、盧福坦。
項英進入政治局，因為他當年是織布工人。
進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羅登賢，也是從事工人運動的，曾參與領導了香港工人大罷工。楊殷1922年加入中共，領導了粵漢鐵路總工會、廣九鐵路總工會、廣三鐵路總工會。1925年，他參加領導了省港大罷工。
斯大林批評說，中共還是瞿秋白、張國燾等幾個“大知識分子”起領導作用，應當更多地選拔工人到中央來。於是，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36人，有21人是工人。連惲代英、劉少奇這樣的知識分子幹部都未能入選！
共產國際也意識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誤，因為中共領袖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犯了錯誤。
這樣，共產國際作了新的決定，即由中國共產黨派兩個代表到莫斯科，經過這兩個代表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關係。
經過研究，把瞿秋白、張國燾這兩位“大知識分子”留在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這樣，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脫離了國內的領導崗位，從此結束了他在中共黨內的第一把手地位。
除了瞿、張兩人之外，鄧中夏、餘飛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任中國農會駐農民國際代表；不久，陸定一又出任中國共青團駐少共國際代表。他們在莫斯科組成了中共代表團。
後來，共產國際還是派出代表前來中國。不過，共產國際聲稱，代表不再對中共起領導作用，而是起聯係人和傳達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