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路線李立三
上海，忽地來了個三十來歲湖南口音的古董商，租了房子，落腳做生意。他自稱名喚“蕭柏山”，不過，這位古董商仿佛是個戲迷，常往天蟾舞台跑。
在中共中央那秘密機關裏，這位“古董商”變得非常忙碌，不斷地向全黨發出指示，大有總書記的派頭。
“蕭柏山”，便是李立三。
這是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盡管中共“六大”選出了向忠發當總書記，可是，中共的實權卻操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員，而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立三成為中共的實際上的領袖，其實就跟向忠發忽地成為中共總書記一樣。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非常年輕，沒有成熟的領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機遇：中共“六大”之後的第六天，共產國際“六大”在莫斯科開幕。共產國際的“六大”，開的時間很長。周恩來、蘇兆征、項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開會。另兩位常委，即向忠發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國，主持中央工作。
於是，在1928年9日2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
向忠發這人，理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備領袖才能，仗著老工人牌子被捧上總書記的位子上。這樣，他也就成了名義上的總書記。
最初，掌握中共領導實權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33歲的蔡和森具備領袖之才。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鄉縣（今雙峰縣）人氏。1918年他和毛澤東共同發起新民學會。翌年，他留學法國，猛看猛譯法文版馬克思著作。他很快領悟到馬克思主義真髓。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高於他的許多同時代人。
蔡和森於1921年底加入中共。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大”，成為政治委員；在“六大”，則進入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支筆，寫下了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因此，他成為政治局常委時，還兼任中央宣傳部長。
蔡和森回到了上海才十來天，卻因順直省委的一些問題牽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檢查錯誤。加上他的氣喘病發作，他不得不離開中央機關養病。不久，他被指責為“右傾”，撤消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及中央宣傳部長的職務。1929年1月，他被調往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蔡和森犯了“錯誤”，李立三便取而代之。11月20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這樣，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便為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李立三、項英。內中蘇兆征於1929年2月才從蘇聯回國，當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個趣事頗多的人物。他曾是毛澤東的“半個朋友”。那是1915年夏秋之間，正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的毛澤東，化名“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漢字正好二十八畫）張貼《征友啟事》，欲求誌同道合之友。第一個響應者是從瀏陽來長沙讀書的羅章龍，跟毛澤東結交。那時，李立三叫李隆郅，從醴陵來到長沙上中學，認識羅章龍。於是，羅章龍便把李立三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後來對斯諾這樣憶及往事：“我那時感到心情舒暢，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誌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據李立三說，他當時“沒有明白表示意見”，是因為他才16歲，又剛從小縣城來到長沙，見識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澤東的提問，所以隻成了毛澤東的“半個朋友”。
1917年，18歲的李立三中學畢業了，回到故鄉醴陵當了幾個月的小學教師，便投奔護法戰爭時任湘軍司令的程潛麾下，當了一名小兵。不久，他這個“小知識分子”當上差遣（相當於連隊文書）。一天，他送文書到司令部來，見程司令正在與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來。看著，看著，他忽地漏出一句“應回馬欄卒”。程潛抬頭，見是一名小兵，便問李立三：“看樣子，你會下棋！”於是，程潛與李立三對弈，總司令竟敗在這小兵手下。程潛跟他攀談起來，才知彼此是同鄉，李立三之父李冒還是程潛清末同場考中秀才的“同年”。李立三能詩善文，深得程潛喜歡。1919年春，程潛資助李立三進京，進入法文專修館。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國留學。1921年冬，他從法國回來，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立三加入中共之後，從事工運。1922年，他參加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翌年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委會書記。1925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廠參加選舉，李隆郅三字筆劃太多工人不易寫，劉少奇建議他改名。正巧迎麵站著三個工人，劉少奇說：“就叫李三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