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思索了下說：“叫李立三吧！”從此他竟以“李立三”這名字傳世。這年，他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赴蘇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1927年任中共中央工人部長，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然後又兼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那時，向忠發是他的部下。後來，他參加了南昌起義，旋即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貶之後，當即取而代之。不過，1928年11月上旬，周恩來從蘇聯回到上海，李立三在黨內的威望不及周恩來，中共的領導工作實際上由周恩來主持。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便決定，由周恩來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計劃。此後，許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來之手，而李立三則成為周恩來的副手，向忠發不過是名義上的領袖。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成了當時中共“三駕馬車”。
“三駕馬車”的局麵，持續了一年多。
1929年8月下旬，中共失去了兩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員彭湃，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因叛徒告密，被捕犧牲。
1930年3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上，出現一行奇特的暗語：“冠生病入院。決：準假兩月。”
“冠生”何人？周恩來的化名！周恩來生了什麼病，要入院病假兩個月？原來，“病”是他去蘇聯的暗語。也就是說，政治局批準周恩來赴蘇兩個月，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
周恩來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本是個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線。
李立三火爆的脾氣，是頗為“著名”的。1921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被法國政府遣送回國。輪船在海上悠悠而進。為了打發時光，學生們舉行圍棋賽。四川隊推出了陳毅，湖南隊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於求勝。給陳毅抓住了弱處，一舉擊敗。李立三一氣，把棋子連同棋盤一起，甩進了大海！
當他跟朋友聚談，別人說及軍閥之腐敗和凶暴，他每每在一側大聲呼喊“打倒”、“推翻”、“殺掉”。
他恨不得把舊世界在一個早上推翻掉。正因為這樣，他的同誌們都熟知他的火急的脾氣，竟為他開過兩次追悼會：一次是在安源，謠傳罷工失敗，李立三去刺殺軍閥趙恒惕未遂而犧牲，他的同誌們很快信以為真，周恩來主持了他的追悼會！又一次，他參加南昌起義，傳說他跟敵人拚殺，血染戰場。於是，又為他開追悼會，主持人依然是周恩來！
在批判陳獨秀的“跪著降”之後，李立三越發激動起來，日漸“左”傾。
1927年6月12日，斯大林會見前來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負責人時，便和李立三有過小小的爭論。
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軍裝，一雙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間小型會議室裏，會見中共領導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
斯大林分析中國形勢時，說：“中國革命形勢現在還是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現在處於低潮。”
這一曆史性的小插曲，準確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
那個年月，“左”是流行病。共產國際也“左”，周恩來有時也“左”。不過，周恩來畢竟穩健，經驗遠比李立三豐富，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來約束。周恩來走後，李立三便獨斷專行了。
李立三下令迎接“紅五月”，各地中共組織要舉行工人總罷工、總示威。“五一”是國際勞動節，那天，光是上海，便組織了一萬多人湧上南京路遊行，結果使許多人被捕。他聲稱：“現在的革命好比幹柴，一根火柴就可以點燃，準備武裝暴動的時候到了！”
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轍。他又一次在中國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0年6月11日通過。那篇文件，被稱為“立三路線”的“綱領性文件”。
李立三以發燙的頭腦，寫下發燙的字句：“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我們的麵前”！
“暴動的時候要到了，大家組織起來”！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
“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
向忠發對李立三言聽計從，支持他的暴動計劃。有了總書記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順”地動用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各地下達暴動計劃：組織武昌暴動！
組織南京暴動！
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
李立三甚至異想天開，要把蘇聯西伯利亞的十萬華工武裝起來，投入戰鬥！甚至說“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進攻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