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從倫敦到紐約
記者於今年五月十一日由倫敦乘德船歐羅巴號赴美，五月十六日到紐約。德國船很清潔，仆歐都是用德人，服務都很周到，都很有禮貌。在歐遇著慣於旅行的朋友，都說清潔和有禮貌，以德船為最，依我此次所經曆，覺得不錯。同船的中國人，隻記者一個。船上有三個日本乘客，總是三個人在一起，從未看見他們和其他乘客談過話，或參加任何社會性的聚會或遊戲。除在餐廳裏看見他們外，不很看見他們的影蹤。我本想不妨和他們談談，但他們每次遇到我的時候，總是用斜眼睨視，那一副麵孔表現著拒人於千裏之外的神氣；在餐廳的時候，他們三個人占著一桌，仍是用斜眼遠遠地向我睨視，同時鬼鬼祟祟地說長論短，那一種情形，斷絕了我要和他們談談的念頭。
和我在餐廳裏同桌的有三個人：一個是久住英國的美國人，他是個機械工程師，年已在五十以上了；一個是由紐約往歐洲接洽營業完畢回去的美國人，他也是個機械工程師，卻是個近三十歲的青年；還有一個是久在紐約經商，由希臘回紐約的希臘人。那位老工程師鑒於所親見的英美兩國失業問題不但無法解決，而且日益尖銳化，認為舊社會製度已確然破產，無可挽回，隻有實行社會主義能解決，但他的覺悟就至此而止，問他怎樣可以實行社會主義，他卻含糊不能自圓其說地堅執和平的辦法，——也就是維持現狀——所以他盡管滿嘴大提倡其“舊製度破產論”，而他的主張在實際上卻是在積極維持這個“破產”的“舊製度”，這種顯然的矛盾，在他並不感覺到，或雖感覺到而亦不願或不能作再進一步的分析。那位青年工程師的認識卻比較地進一步，以為非根本把障礙物除掉，要實行社會主義是夢想。他認中國革命的成功，影響於全世界的局勢非常重大，所以他對於中國前途的熱望，也異常地殷切。同是工程師，而在認識上有這樣的差異，仔細一想，卻也不無他們的頗堪玩索的經濟背景。原來那位老工程師多少是一位功成身退的工程師，這所謂“成功”當然是從他個人著想；他已有了相當的盈餘，在英美兩國都有他所開的工程公司，他自己已不必多管事，隻須隨意看看，過他的舒適的晚景；那位青年工程師卻是個初出茅廬的腳色，在經濟上對舊製度無所依戀。誠然，也有人不因地位的關係而仍能加入革命戰線的，但這究是例外，就一般說，經濟的背景決定個人的意識和認識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位經商的希臘人，還夠不上做資本家，多少還隻是小商人的地位，他隻是唯唯諾諾，不加可否，意思是隻守中立的態度；其實中立的態度就等於參加不合理的社會製度的掙紮，在形式上盡管好像中立，實際上還是等於“助桀為惡”。時代的巨輪一天一天更猛烈地向前推進著，隻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兩條戰線，沒有什麼中立的餘地了。我們在船上共餐了五六天，談話的機會自然很多，在認識上和信仰上的分野，無意中流露的，已顯然有截然的界限。除公然倡言維持不合理的社會製度的特權階級的死硬派外，上麵所談到的三個人的態度，很可代表現社會中的三種人的態度。
在船上看書的時間居多，有一次在吸煙室裏看書，無意聽到隔桌有兩對夫婦在談話；一對的口音像美國人，一對的口音像移居美國而仍未脫去原來口音的德國人。前者年齡約在四十以上，後者約為三十許人。聽他們的談話內容，知道那純粹美國人是久在印度幹什麼職業而因例假回國旅行的；那美籍德人是已獲得一種印度位置，不久要往印度去的，很懇切地探問關於印度的生活情形。最可注意的是那位“老印度”告訴他的一段話，他說歐人（他說European，其實他的含意就是指白種人）在印度的生活不得不闊綽，因為必須這樣才能維持歐人的尊嚴；他有一妻一子，須用園丁，閽人，廚子，女仆等等，並告訴每月須支付各個的工資若幹。這“老印度”侃侃而談，說明維持歐人在殖民地的尊嚴的必要，那位未到過印度的後進凝神屏息靜聽他的經驗之談；一麵言之諄諄，一麵也聽得津津有味。他們未曾夢想到用闊綽生活來維持尊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利用剝削所得以實行闊綽生活，正是自掘墳墓的行為，正是引起鄙賤的行為，還有什麼“尊嚴”可以“維持”呢！但這位“老印度”的“人生觀”卻很可以代表所謂“優越民族”對待“劣等民族”的心理。
當然，反過來看，我們的意思也並不是說窮苦生活的本身有什麼可以尊尚的價值，而且在人剝削人的製度未消除以前，徒然提倡“安貧”，正是替剝削階層放煙幕彈！我們看到歐美各國的一般人的生活，拿回來和中國人的生活比較比較，沒有不感覺到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我們倘不努力使一般人的落伍的非人的生活改善而為健全的合理的人的生活，這是我們的莫大的恥辱，這種恥辱決不是把古人的死屍抬出來，提倡什麼“安貧”的“道德”所能掩飾的。我們要鏟除剝削多數人而造成少數人享用的不平等製度，樹立共勞共享的平等製度；目的還是在積極方麵，不是在消極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