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箱 幾個疑問
（一）需要何種科學？現在的中國，究竟需要社會科學呢？還是自然科學？這兩重思想的對壘，常常在青年的腦際盤桓。我自己也是一個。中國的國勢危殆，是大家知道的，然而就個人講，要負起救國的重任，養成救國的力量，究竟需要研究何種科學呢？
（二）誰是領袖？俗語說：“蛇無頭而不行”，關於集體的行動，無論何事，當然需要領袖。
現在迫切的是“救亡”，那末光懷著一顆熱烈的心而沒有組織，沒有人來領導，當然不會生出力量的。那麼誰來領導我們呢？領導我們做些什麼任務呢？
（三）思想的固執“你們盡空談有什麼用呢？你們沒有槍杆去抗敵，沒有什麼效果做出來，你們隻是空談罷了！”
當有這種質問的時候，很難答複，我幾乎氣餒。“力量”，“效果”，“空談”很刺耳的！
我固然知道他們的思想不對，固執，然而又太聰明了。可是我也知道：光是搖旗呐喊的宣傳，或者有一個組織而作救國的預備，甚至請願啦，遊行啦，示威啦，都不見有何力量的。
（四）危險“救國有罪”，的確是幽默而可痛心的。這樣，有什麼人還敢幹呢？
在先，我的朋友們擬組一個文藝社，想出一點小型刊物；我的意見，以文藝範圍太狹，必需力求大眾化。而他們笑著回答說：“你固然想去感化別人，然而當你言詞稍形激烈時，你就有被捕的危險了。”請問有何方法可避免危險？
（五）救國集團的組織。除卻無謂的犧牲外，危險不足懼；旁人思想固執，自己可以打定主意；沒有領袖，也並非絕對不能幹；那麼我們一方麵研究有裨於國家的科學，一方麵作救國的預備，是應該的。
但是如何組織一個團體起來呢？如何宣傳？如何組織？取什麼名義？做什麼任務？如何行動？
蕭始上。七，十三。無錫。
蕭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有的可以就原則上答複，有的卻須根據實際的環境裏所有的客觀的具體條件，加以考慮，不是僅從抽象的原則上所能夠解決的。
在這裏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需要研究社會科學呢？還是研究自然科學？這個問題比較地可從原則上討論。其實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並不是“對壘”的東西；講到需要，中國在目前都需要的。唯一的問題是要看我們的個性所近和學習的機會怎樣。現在似乎有一部分人對社會科學不無一些反感，這裏麵大概不外兩種原因：一種是有一班人把社會科學當“洋八股”讀，滿嘴公式化的新名詞，對於中國的實際問題並不肯痛下切實的研究工夫，結果對於中國的實際問題的解決毫無良好的影響。還有一種原因是社會科學研究愈清楚的人，對於社會現狀愈覺不滿，在有些人看起來，覺得愈易於“搗亂”，不如糊塗蟲的易於服服貼貼。但是這些糾紛，和社會科學本身都不相幹。
蕭先生所聽到的“有些人”的話，也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產業落後，就技術方麵說，固然需要有人努力研究自然科學，但和“改良政治”也不是沒有關係的。政治不上軌道，產業難於發展，是很顯然的事實。例如蘇聯五年建設計劃的逐步成功，就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已上了軌道的原故。“研究社會經濟”並非就是“平均分配所有”，這也是出於誤會的。
第二是關於領袖的問題。關於救亡的組織，有的地方已有救國會一類的組織，主持救國會的人們便負有領導的責任。至於參加者的任務，那是要根據各人的能力和特殊環境而分工的。救亡的工作不是很簡單的，需要各種各樣的工作，和各種各樣能力的人，分頭努力，配合而成的。這各種各樣的工作裏麵也有它的領袖，這要看各人所能做的是那一方麵的工作，便可注意那一方麵可以領導的領袖。
第三是任務的問題。“空談”無用，這是當然的。但是研究問題，宣傳事實，以至工作上的檢討，共同進行的商量，都免不了“談”；“談”而不“空”，還是有效果的。“槍杆”固然是救亡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整個民族團結禦侮的工作，並不是除了“槍杆”之外，便無事可做。至於各人所做的任務，那卻要根據各人的能力和地位而定的。假使實在沒有救亡組織可以參加，自己又沒有發動組織的可能，至少也可於遇有機會時和周圍的人們講講國難的實況，播種解除國難的種子，一旦遇有行動的客觀條件，便可一呼百應，攘臂而起。倘若周圍的人們漸漸為你所說服，也許有進一步組織一個小小研究會的可能，討論討論時事，或報告報告各人所喜看的書報，或把書報裏所提到的問題共同研究。有些時候，也許還可酌請一兩位外麵的朋友，尤其是比較可以佩服的朋友，來參加研究或指導。這都是要看客觀的現實而斟酌進行的，很難有一個呆板的公式。至於“想出一點小型刊物”，如有已成熟的好意見供人參考，固是好事，否則似乎不必急急。
第四提到危險問題。在全民族團結禦侮的整個局麵未開展以前，往往有無謂的糾紛或誤會，這也許是事實上所難免的。但這些困難隻得用種種避免糾紛或消除誤會的方法去克服它。有用的言詞，也不一定要“激烈”。
第五是救國集團的組織，在《大眾生活》上有好多文字研究到，這事也要看主觀的能力和客觀的環境，要根據實際的特殊情形酌定的。 愛人與祖國
那天因為我的大兄生病，伴他到××日本醫院診看；那時有一位很諳熟我國××方言的日本姑娘很敬我，後來因屢次接觸，愈形接近親昵，那位姑娘漸漸露出愛我的詞調。
有一天，我去醫院裏，她對我說：“中國人好食鴉片，好娶妻妾，好說謊話。”我很憤怒；不想這平時愛我敬我的人，竟說出這樣侮蔑我們民族的話。我就問她道：“我也是這樣嗎？”她說：“你卻是例外的，——不過你們是多數吧。”我說：“中國人食鴉片雖不少，其實這些人有好多是給你們販毒的浪人所毒害，天天的報紙都登載這些事；多妻製度雖還有，但也不是普遍的；說謊話更不是中國人的習慣。你的話未免太侮辱中國人！我們相信一個廣大的國家定有少數不良的分子，就是你們貴國也是這樣。”那時站在旁邊的日本青年，他也會說中國話，他說：“你們中國人完全不知好歹，若無我們日本殺退帝俄，中國那有今日？現在俄國勢力複強盛，駸駸又將席卷中國，日本關念同種同文，不忍重見異族之專橫眼前，不辭艱巨，出兵為中國保衛領土，還被中國人仇恨，反抗，侮辱，你想中國人自己對得住中國人嗎！”
我不能任他繼續說下，正要開口痛駁，那東洋女子急阻住我，她恐我絆嘴，用溫柔的態度，別的言語，來安慰我；但是我不辨清她說什麼，轉而仇恨她，覺得日本人都是很看輕我們中國。那東洋的女子鼓著如簧的嘴巴，和我解釋，但我很厭惡，很冷淡。
我為了大兄的病，還常到那裏，可是後來我們越談越起勁，愛情漸漸的更加深，她每逢禮拜六常常到我寓所坐談，時間漸漸的長久，愛情一天一天的高漲。她很能諒解我，我也很能諒解她，若不是有國家民族仇恨的阻隔，我們早已正式訂婚——結婚了。有時我問她：“你們的政府為什麼要這樣摧毀中國，來切斷我們的愛河？”她也很承認她的政府是在壓迫中國，但她原諒日本的向外發展，認為不發展救不了日本的危險。
我們在愛情、性情種種上都能互相諒解，獨有這一點的糾紛阻礙著，我們感覺對於這個問題在觀點上不能完滿一致，不知如何才能解決這問題，請你指教。
八月，八日。唐人寄自星加坡。
唐先生是在覺得愛人與祖國間有著矛盾，他的問題是怎樣可以消滅這兩方麵的矛盾，由此獲得圓滿的結果。
唐先生的愛護祖國，情見乎辭，這是我們所欣幸欽佩的。我們因為要愛護自己的祖國，所以要反對侵略者侵略我們的祖國。日本對於我們祖國的積極侵略，這是天下所共見的事實，但是我們所反對的是侵略我國的人們，不是反對日本的一般國民。我們對於諒解中國，對中國有著公正態度和同情心的日本人，我們還要敬重他們，和他們做好朋友。關於戀愛方麵，也可引用這個原則。就一般說，我向來主張戀愛是應該超國際的，隻要兩方麵是真正彼此相愛，不該僅僅為著國籍的問題而有所躊躇。現在即就中日的特殊情形說，也還是可以引用這個原則，不過需要相當的補充，即唐先生的這位女友對於戀愛是否能有“超國際”的認識。我們愛自己的祖國，當然不反對別國人也愛他們的祖國。但是我愛我的祖國是一事，我反對我的祖國侵略別國又是一事。唐先生的女友愛她的祖國還不妨事；但是她如果也讚成她的祖國侵略中國，那就要發生問題了；因為這樣，唐先生如和她結婚，必然要常起衝突，要常常彼此不歡的，尤其是因為唐先生是個愛國者。在這裏，所謂“超國際”，並不是要人拋棄他或她的祖國，至少要能不把侵略國和被侵略國的糾紛混在戀愛裏麵。這一點是唐先生所要考慮的。
其次，一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活。唐先生的女友嫁的（倘若嫁的話）雖隻是唐先生，和別的中國人無涉，但是假使她真嫁了唐先生，和唐先生的親友乃至社會是不能完全隔離的；如果她覺得中國人除了唐先生都是壞蛋，那她也還是免不掉痛苦的。當然，她現在對中國人的印象那樣壞，是由於受了侵略者麻醉的作用，不是她自己原來就這樣的。如果她有機會多和中國人來往或接觸，也許可以克服她的成見。但是在她的這種成見未被克服以前，唐先生不應該就貿貿然決定。或者唐先生可先介紹她和其他的中國親友見見麵，或交際，使她看出中國人的有好有壞，也和日本人一樣，並不都是壞蛋。這是唐先生所要考慮的又一點。
至於那位日本青年說的話，當然是不正確的。一九○四年日俄之戰，在當時是兩個帝國主義爭奪我們的東北國土，說不上誰比誰好些。這個日本青年當然也是受了侵略者的麻醉作用而不自知的。 傾 訴
複旦大學女生張柳泉女士的死，我想你一定早知道了，也許會有什麼感想嗎？
（中略）前天我曾寫過一封信致柳泉的大妹妹荊南，昨午才接到複信，在荊南女士的複信裏，她說：“……姐姐的死因便是：小資產階級的前進青年的煩悶！對於現在，誰滿意呢？你？我？……”啊！先生！你看見嗎？“小資產階級前進青年的煩悶”是她的致死之因！我敢說：“學生運動怒潮中的有力分子——學生本身——除了一些漢奸，營私的這個黨那個派的一些人外，大多數都是屬於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前進青年！他們（包括她們）是純潔的，坦白的，熱血的，有著愛國熱誠，有著革命精神的進步青年！而且他們並不是專為出風頭，空空搖旗呐喊混過五分鍾就算了事的，卻是時時刻刻都在想著：“就這樣幹！在幹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應當如何分配，我們的鬥爭姿態應當采取那種方式才有效？幹了過後又怎樣，將來又是怎樣？……”啊！這個“將來”簡直是他們感著最苦悶的字眼兒！因為他們看見不但“將來”是那麼慘淡無光，就是“現在”也會使人彷徨不定！一方麵固然他們希望的是有著滿意的兌現的“現在”和光明快樂的“將來”，然而事實上所得到的是什麼？是皮鞭、木棍、大刀、水籠、拘捕、慘死……當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煩悶的時候，便又懊喪欲死！這個時候，唯一挽住我的腳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倫之樂。我覺得如果我死了，不但愛我的父母會受不住摧損，就是敬我的弟妹們也將失了前導者！卻並不是我自私的依戀家庭，國家世界都甘心拋棄，家庭還算什麼呢？我想和我作一樣想的人必不少。這麼說來，我們真是危險的！隻要有一個時期下個決心說：“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們便都會如柳泉女士那樣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毀滅！……你信不信？所以在這個時代，我覺得其他什麼職業問題，升學問題，社交問題，婚姻問題……都不成其為問題，卻是：我們還是“生”呢，還是“死”的問題了！
（中略）青年人，尤其是知識階級的青年人，他們是最敏感的！無論是內心的，無論是外形的種種感觸和遭遇，都時時刻刻的向他們進攻而使他感到煩悶！除了一部分在思想方麵相當的健全，在意誌方麵相當的堅定，在實際方麵有相當的經驗，在學識方麵有相當的基礎的青年外，大多數還在猶豫彷徨著！好像身心的四周都是問題，無數的“？”在腦子裏轟轟亂轉著。我們自己不能解答時唯有煩悶！我們的父母和我們好像隔了一個世紀！（當然不是單指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相當賢明的。）我們所感到的煩悶，他們不能了解；我們所要求的兌現，他們不能給與；我們苦惱著的問題他們不能解答。假使我們都能有像你那樣的一個叔叔或伯伯，先生或朋友，當然好些。然而我們沒有！我們隻是彷徨終日，苦思終日，煩悶終日！還是問題是問題，解答是解答，各不相關！結果，弱者唯有想死了幹淨，強者也隻是哀鳴掙紮而已！所以我希望你除了自己本著良心努力於救亡運動，或是領導青年共同努力於救亡運動之外，還得時時刻刻關心到他們腦子裏所轟轟亂轉著的“？”！因為這些“？”的確是他們的“生”和“死”的懸崖！一個錯誤念頭攻上心頭便跌下去了！（中略）
還有，這裏我抄下關於一個哥哥寫給一個弟弟的信的一段給你看看：“……一個大學教授可以發表一篇熱烈的論文，或是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鼓吹群眾去實行救國運動，但絕不能領導自己的學生去參加。這原因是：群眾救國運動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是一事，教育學生使其早日完成學業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另一事；二者各有其立場，並不矛盾……教育者同時有此兩種不同的態度，不特不可非難，而且絕對是‘對’的！群眾要聽他，學生也要聽他，蓋其手段不同而救國目的則一也……弟弟！你明白了嗎？做父兄的對於子弟的責任與教育者的對於學生是一樣的啊！……”先生看了覺得怎樣？
王德謙謹上。
九月，三日。
我看完了王女士的這封信，受到很深的感動，因為她的話實在是反映著無數純潔青年的心意。
張柳泉女士的自殺，我們感覺到非常的傷悼，在上期筆談裏曾經略有表示了。有一部分前進青年聽到柳泉女士自殺的新聞，覺得她死得不值，不該學她那樣死去；也許還有一部分青年因為悲憤於現實的壓迫與困難，還不如自殺的痛快，換句話說，也許隱隱中受了柳泉女士這個不幸事件的暗示，有跑上死路的危險，尤其是因為柳泉女士是個前進的青年，是個好學生，是個愛國者，引起人們的無限同情，在無限同情中也許要掩蔽到自殺這件事的錯誤。但是這個錯誤我們卻應該明白指出，希望全國青年注意的。我們承認中國民族是在最艱危的時代，也承認參加救亡運動有著種種的困苦艱難。但是正因為中國民族是在最艱危的時代，所以需要我們格外努力來共同奮鬥；在奮鬥中有著種種的困苦艱難，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倘若我們不準備和這種種困苦艱難鬥爭，反而想要逃避它，那就根本不必要愛國救國。一瞑不視是能夠克服困難呢？還隻是逃避困難呢？這個答案是很顯然的，那末我們對付困難應該堅守著什麼態度，也是很顯然的了。
可是無論怎樣前進的人們（當然包括青年），因為複雜社會的薰陶與反映，在他們的很前進的意識之外，往往還殘存著或潛伏著一些錯誤觀念，時時在那裏作祟，你一不留神，這些錯誤觀念便要戰勝前進的意識，也就是王女士所謂“一個錯誤念頭攻上心頭便跌下去了”。所以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要在實踐中時時克服這些暗中在那裏作怪的錯誤觀念。我說“實踐”，因為思想的前進，並不是僅僅看幾本書就算數，還須在實踐中運用體驗。如果我們雖在書本上懂得著的理論，而在實踐中卻不知道運用，不留心體驗，那還是不能算真正懂得。我說“時時”，因為一次克服了錯誤觀念還不夠，那潛伏著的錯誤觀念遇著我們的防線鬆懈的當兒，還是要作怪的，所以我們要時時在實踐中去克服它。像柳泉女士那樣前進的好青年，所以會自殺，還是由於在那刹那間錯誤觀念的作怪，戰勝了正確的思想。否則不滿，煩悶，隻應該使我們更堅決地向前奮鬥；不應該使我們逃避困難，一瞑不視。我們不但不應該因柳泉女士的自殺而被暗示到“死了幹淨”，反而要格外醒悟，時時提防“錯誤念頭”來“攻上心頭”，使自己不要“跌下去！”
王女士對於柳泉女士的自殺，一方麵痛惜她，一方麵卻不以她的自殺為然，這足見王女士的思想正確，是很可敬佩的。但是她有時還免不了這樣的感覺：“當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煩悶的時候，便又懊喪欲死！”這便是在她的正確的思想裏麵，還時有“錯誤念頭”在那裏作怪，必須加以克服的。其實我們大家都不免時時受到殘存的潛伏著的“錯誤念頭”的進攻，都要時時在實踐中克服它。
王女士在上麵所引的幾句話後麵，接著說：“這個時候，唯一挽住我的腳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倫之樂。”她又說：“隻要有一個時期下個決心說：‘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們便都會如柳泉女士那樣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毀滅！”我覺得父母弟妹之愛固可寶貴，但是我們有我們的生的任務，並非專為“父母弟妹”而生的。我們對人生果有正確的觀念，無論“父母弟妹”如何，我們還是要在實踐中時時和“錯誤念頭”抗鬥的。
最後談到教育者的責任的那句話，那很顯然的是詭辯。學生既是“群眾”的一部分，當然不能被擯於“群眾救國運動”之外。教育者在國難中所教的“學業”也應該把所教的內容和救亡運動聯係起來，而且對於學生的參加“群眾救國運動”隻應立於指導的地位，不應立於壓迫的地位。 慘痛的經驗
我是一個從事於社會改革的人，幾年來雖碰了不少的釘子，仍不因此而致灰心。人吃人的現狀一時一刻不改善，人們即不應對它有一時一刻的讓步。但根據過去的慘痛的經驗，竟有了以下的各種疑問發生：
（一）廣大群眾的愛戴，何以敵不過少數豪紳的汙蔑？以我曾任農運，努力為農民解痛苦；曾任工運，努力為工人去桎梏；本地農工多對我有好評。一遇地方有選舉情事，雖一般大眾都擁護我，但不久就為少數豪紳破壞了。致實際為大眾謀利益，為大眾所愛戴的人，反表麵上為少數豪紳利用流氓地痞所打倒。這是疑問者一。
（二）潔身自好，何以不及貪汙之能號召地方，並弄至本人不易生活？我雖不斷服務地方，但隻問能為人盡力處，總是為人盡力，不取報酬。反不及非錢不替人說話的豪紳之能號召地方。且他們能一方麵貪汙，一方麵揮霍，竟生活裕如，我勞力所得，竟至不能維持日常生活。這是疑問者二。
（三）欲接近普通群眾，何以愈陷本人於孤立？我以為欲接近大眾，一切當益求其大眾化，不意尚未及深切接近大眾，早有些自己夥伴對自己離開。因他們不慣降低生活，不肯提高知識，不願為大眾的利益而犧牲本人的特權，竟陷我於孤立了。這是疑問者三。
（四）民族的危機，不但不能提醒僻陋鄉民的奮發，何以也不能促使中層社會的覺悟？國難已嚴重到萬分，在此僻陋的地方的鄉民，固然是醉生夢死，而一般知識分子，公務人員，地方紳士雖日日在內憂外患交迫中，不但很少有刻苦自勵的，反多酒食征逐，娼賭消遣，生活極盡其豪奢之能事：若不知有災患的來襲一樣。這是疑問者四。
率真。九月一日，新疆玉河。
光明勢力和黑暗勢力的鬥爭，雖最後的勝利終是屬於光明的方麵，但在鬥爭的過程中，黑暗勢力因為有著他們所憑藉的現成的形勢，往往也可有他們的暫時的勝利。我們若要克服這種困難，基本工作當然要注意怎樣增加我們的主觀的力量，配合客觀的條件的形成，作更英勇的奮鬥。率真先生所提出的幾個疑問，都可歸納在這個原則裏。例如第一點，廣大群眾的擁戴，照理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它的力量的發揮，也有它所需要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已有鞏固的堅強的組織，能使少數豪紳的既成勢力無法作怪。否則少數豪紳利用流氓地痞的搗亂；無組織的，或組織微弱的群眾，也隻能“腹誹”而一時無可如何的。第二點也和第一點有著同樣的原因。第三點是關於組織的問題。半途有變節的人，這是在任何運動過程中很自然的現象，我們要盡力克服它，但不必因此失望。第四點隻是局部的事實，中國的“鄉民”加入民族革命陣線的並不少，東北的前仆後繼的義勇軍便是明證。“中層社會”努力於救國運動的也很多，“一二九”高撐救國大旗，震動全世界的學生救國運動，便是“中層社會”努力的一個重要部分的例子。
當然，目前的情形仍然是很不能令人滿意，但是這隻是需要我們格外要繼續努力，不能因為有一部分的落後或墮落而概括地對於“鄉民”和“中層社會”失望。 理智與情感
在一卷十四號貴刊的封麵上，讀到一則關於張柳泉女士自殺的“筆談”，旁邊還有一幀照片，照片下寫著“因被停學而自殺的張柳泉女士”。本來先生的“筆談”和照片下麵的說明都是根據了“新聞”寫的，但這“新聞”是太不真實了，大都是記者的猜測之詞，這錯誤使一般人誤解了死者自殺的原因，同時估輕了死者自殺的價值。對於張女士不能不說是一種冤屈。下麵兩點亟須更正的：
（一）她沒有接到學校令她自動退學的通知——這類通知曾發給其他同學，但她沒有。前幾天去南京訪她父親的時候，她父親就一再聲明，並沒有收到學校的通知，且希望上海的報紙能替他更正一下（學校當局在九月二日也有信給《立報》要求更正）。同時在二十五日上海同學還接到張女士的信：“……他們都受了處分，獨我例外，一點不覺歡欣，倒像自己作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怪不舒服的。”所以她實在並沒有收到校裏的通知書，也沒有因此而“極為憤慨”。
（二）她既沒有接到這項通知，她父親當然也不會“加以責備”了。相反的，她父親並沒有因為服務政界而對於她從事愛國運動橫加阻礙，間或有一兩次勸阻她的較偏激的行動，也無非是出於愛護子女的熱忱。所以她的自殺是另有原因的。
因為我和張女士生前接觸的機會較多，所以對於她也更能了解一些。證諸她平日的言行，我覺得她的自殺的原因，實普遍的潛伏在許多青年的腦中，不過她比一般人更敏感一些。這不僅是張女士一個人的問題，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許多前進的青年的自殺，無疑的是救亡運動的大損失。死是雖然已經死了，但同樣的事情從前也曾有過，我們更不能保證以後不會再發生，我們應該想方法來製止它的再發生。
張女士是一個熱情的女子，她對現實的痛苦感是非常銳利的。她在這社會中所看到的隻有醜惡不合理，矛盾和黑暗；她找不到一點光明。她憎恨著這個血腥的社會。她的熱情使她具有著一個很崇高的人生觀，她說：“人生的意義在使人類的生活更臻於完善。”她有拯救人類的決心，她希望做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工作。但是環境一次次的刺激她，告訴她這是夢想，她的力量太薄弱了。她眼看著社會愈變愈醜惡了，而她的決心，她的工作卻受了重重的障礙。這對於一個充滿著熱情而有意要拯救人類的人是莫大的痛苦。她的熱情一天不減少，她的痛苦便一天深似一天。（中略）她的所以死得這般快，一半是由於沒有人能同情她。她對現狀不滿的感覺，也許是很多人都能了解的，但是她的熱情和痛苦卻沒有人能體會，她的不得已的自殺的決心，更遭受了許多人的非議。許多自命為聰明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想盡種種理由，和她辯駁，想用理智去說服她的情感。凡是幾個和她比較接近的人都這樣勸她，責她這是一種躲避，說我們應該有希望，我們應該忍受著這些艱苦，有一分力量幹一分事情，自殺是太消極了。……勸她的人當然全是好意，但不料這種鼓勵，在熱情的她隻覺得冷酷，非但不會生一點效果，反而使她更苦痛些。連她知己的朋友都不能同情她，了解她，於是她更失望了。（下略）
金草謹上。 九月八日。
我們對於張柳泉女士自殺的這件事，在上期本刊答複王德謙女士的信裏，已表示過我們的意見，讀者可以參看。金先生在這封信裏一方麵說張女士“有拯救人類的決心，她希望做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工作”；一方麵說：“她希望還是早一點死，一則可以使她自己少受些兒苦痛，二則她希望由於她的死，或許可以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需要推翻。”這裏麵顯然含著很大的“錯誤念頭”。“拯救人類”和“毀滅這個血腥社會”的唯一途徑，是靠我們能不怕“苦痛”的奮鬥，所以要“少受些兒苦痛”，根本是錯誤的。要“使更多人覺到這醜惡的社會的確需要推翻”，這事所需要的工作，在消極方麵是要暴露社會的罪惡，在積極方麵是要喚起民眾共同奮鬥，和醜惡的社會抗戰，建立合理的社會。自殺這件事，對於積極方麵的工作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純潔的有誌的人多死一個，那鬥爭的力量多損失一分。即在消極方麵，要暴露社會的罪惡，也要靠我們的嘴、我們的筆以及我們的工作，作繼續不斷的努力，倘若隻是一瞑不視，那暴露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采用這種方法是很不智的。而且個人的力量卻比較的小，集體的力量卻比較的大。我們大家都來作繼續不斷的努力，這積累起來的總的力量是很大的；假使我們都來尋死以擺脫一切，總的力量不是等於零嗎？“醜惡的社會”不是什麼空洞的東西，也是人造成的，那些醜惡的人看你一個個死去，他們的醜惡被暴露的危險更可以大大地減少，那正是他們求之不可得的事情！
我們悲痛張女士這樣的一位好青年，竟不能克服“錯誤念頭”而自殺，原不忍有所“非議”，但是為著仍須努力於救亡運動，仍須努力與醜惡的社會抗鬥的人們，不得不很老實地說明我們的見解。
最後一點也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金先生所提及的比較接近她的人和她辯駁的失敗。平日漸積於腦裏的“錯誤念頭”，原不是幾次“辯駁”所能消除的，這是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教育家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也是思想比較清楚的朋友們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用工夫於增強正確的思想，克服錯誤的念頭。 前途的障礙
我很幸運，因為像我這樣的窮小子，居然在高利貸的債台上讀畢了中學。然而我又不幸：我終因貧困，不得進大學。更不幸的是我不能實現家庭的期望，沒有相當待遇的職業。可是這種不幸並沒有令我心冷，除開了大學，不是絕對沒有方法救濟知識的饑荒；在現時代，站在饑餓線上的也不隻是我的家庭。
有人說：社會就是廣大的學校。這我很相信。在廣大的學校的實踐中探求真理，將探得的真理再拿到廣大學校裏的實踐中去試驗，去甄別。在這探求與試驗的生活中有我希望的種子，我的不幸之幸或許還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