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問題來了！那便是：在我的周遭裏為什麼找不出半個誌同的人呢？為了前進中的障礙，我便顧不了五分錢的郵費及先生的忙碌，特來請教了。
我在公餘之暇，便是讀書；可是同事們便大唱其讀書無用論。他們以為隻要誰有闊氣的親屬做後台，不愁拿不著大錢。雖有特號的學識，沒有人給你介紹，便沒有吃飯的機會。幸而你得了一個位置，還不是如此如此地混去，用得著什麼學識？……這些話自屬大謬特謬，不足憑信，可是在事實上卻絲毫不差。
打牌，開房間，在我的生活裏是被嚴禁之列的。然而這又是同事們指摘我的機會了：
“朋友間沒有真正的感情，除非是交之於嫖賭場中。比方：兩三友人相晤，談時局隻有幾句話就可以收場，家事談不到，談到也隻三言兩語，而且這都是索然乏味的。你想其餘的時間如何處置？隻有談牌經談嫖經那才真有味道！假若打起牌來，或者一夥兒逛起來，那更別有興趣！從這裏麵練出來的感情才似膠似漆嗬！”以後還鄭重地輕輕地忠告我：“這些至少必須能夠應付朋友。你看堂堂的×××的秘書長還不是他的太太（由妓女而太太）在跳舞廳裏所賞識的人？”這由得我不對於嫖賭的價值感到遑惑麼？（他們卻也很惋惜似地認為大煙鋪上交朋友的時代已過去了。）
上麵這些，無疑的都是蠱惑語，值不得去理睬。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所耳聞目見的都免不了這些。謝絕了他們，便孤零零一人獨處。這樣於自己的欠滿的飯碗又成問題。迎合了他們，就算開始了醉生夢死的生活，以後怎樣，便不堪設想了。
先生，在這不平凡的時代裏，我是多麼渴望著一座燈塔嗬！
運春敬上。九月十日。
運春先生的努力前進的精神，很引起我們的敬佩。倘若他無意前進，他對於當前所處的環境，當然不會發生這樣的疑問。
在封建餘毒仍在隨處蔓延的時候，“靠著闊氣的親屬做後台”，雖是飯桶也還可以彈冠相慶，我們誠然不能否認在當前的社會裏確還有著這樣的事實。但是這隻是局部的事實，有著這樣事實的機關，必然地要跑上沒落的途徑，這“後台”的坍倒是可以斷言的，隻是時間問題而已；飯桶最後總還是要吃到苦頭。所以我們倘撇開極少數的例外，具有真正學識經驗的人，究竟得到較可靠的保障。依我們在職業界裏多方麵的閱曆，一方麵雖鬧著人浮於事，一方麵仍有許多事業家感到沒有適當人材可用的苦痛。果有真正學識經驗的人，對於職務真能負責，還是隨處受人歡迎，飯桶究竟是很少保障的。即退一步說，就是位置是由“闊氣的親屬”得來的，增加學識也仍是一種保障。
堂堂的×××秘書長是他的太太在跳舞廳所賞識的人。這隻是例外的偶然的事情，否則跳舞廳一定都有人滿之患，要想做“秘書長”的人都可以往跳舞廳裏用工夫了。
靠嫖賭做媒介而交朋友，這誠然也是社會上有的事實，但是這種朋友也不過是在嫖賭的時候湊熱鬧，說是有真正的友誼，那是不確的。我們在曆史上以及社會上看到的一般的情形，隻有“道義之交”才能做到“患難之交”，從沒有聽見過“嫖賭之交”而可成為真正的友誼。也許運春先生認為在他的那個機關裏，為聯絡同事的感情計，似乎不得不加入“嫖賭場中”。倘若他在這機關裏的位置是靠“闊氣的親屬”得來的，隻要那個“闊氣的親屬”未倒，那些同事是不會因他不嫖賭而就能打破他的飯碗的；倘若他在這機關裏的位置是靠自己的本領去做的，那隻要他對於所做的事做得好，那些同事也是不會因他不嫖賭而就能打破他的飯碗的。所以依我們看來，運春先生不必把這件事看得那樣嚴重而貿然加入“嫖賭場中”。大家知道嫖賭是和身心的健康有著很壞的影響，加入便是跑上了自毀的道路。
不過有一點在運春先生卻須注意：那就是自己盡管常常在求進步，卻不要現出看不起其他同事的態度。例如他自己公餘看書，不可在詞色之間表示看不起那些不看書的人。他自己不嫖賭，卻不要現出鄙棄其他還在嫖賭的同事。一個人能有力量改造環境，當然是一件最好的事情；運春先生如有機會有能力說服那些同事改善他們的習慣，固然是最好的事情；但這是要臨機應變，慢慢地幹的，不能性急的。——“說服”這件事原來就不是性急所能成功的。倘若運春先生是初進這個機關，感情還未十分融洽，就是說服也是要小心的；如果覺得時期還未成熟，還是暫時不要多嘴為是，等到慢慢地相處略久，感情略洽，再看機會進行。倘若運春先生覺得自己還沒有力量改造環境，隻要他對別人不存鄙棄的態度，能客客氣氣誠誠懇懇地做人，就是不加入“嫖賭之場”，對於他的“欠滿的飯碗”也不致引起什麼嚴重的問題。 在天津的一個夜裏
今天是“九一八”，這時是在天津的“九一八”的夜裏，我的情感過於激動了，我從床上起來給你寫這封信，隻為的是要傾吐了我的鬱痛。
當早晨我上學去的時候，沿街上都站滿著軍警，全副的武裝。我從他們身前走過，感到莫大的森嚴，陰沉沉的怕人。每個重要的街口停放著鐵甲車，車口中安置著機關槍，準備著掃射似的。
在空中清晰的傳來敵人慶祝勝利的炮聲，響著帝國主義慘忍的歡笑。你聽，直到現在還響著呢。侵略者勝利了！
到學校裏，第一件事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每天升掛的國旗，今天仍然的整個送到旗杆上去。每天對他太不注意，今天不知怎的，格外顯得淒慘。我們忍不住了，找到學校主任去。他驕傲的答複道：“你們真太幼稚了！以往降半旗是錯誤的，這是形式上的事情，太沒關係了。”所好這是在一個教育機關，要不然，準有人要疑惑到他是敵人的走狗了。以後得來個消息，二年級的主任辭職，因為學校主任不接受他降半旗的意見，他覺得連最末的追憶的寄托都不能存在，他良心上過於痛苦。這總算一位有心肝的人！
我們在班上秘密的開了個紀念會。你可以想到這種情形吧，這裏不是東北而是未亡的華北。當“九一八”發生以後，常聽說東北慘酷的事情，這次已經讓我們親身嚐到了。
靜默時，我們的熱淚在眼裏滾來滾去，臉上手上好像被火烤著似的。我們四十幾個人幾乎都沒有呼吸了。暗中有人嗚咽，我不敢抬眼去看，恐怕我的淚要滴出來。
靜默畢，一位同學站起，滿臉淚痕，他嗚咽得說不出話來，他的淚滴滴的掉下來，我把頭俯在桌上了。隻聽他枯苦的喊叫起來：“誰欺騙了我們！”他呼號得更厲害，他告訴了我們許多被開除後的同學仍然在大眾裏麵工作，他們都很堅決。我的淚已經蘊濕了我的衣袖。
黃鈴。九，一八夜，天津
讀完了黃君這一封短短的通訊後，我流下淚來，同時想起同日上海的街頭浴血，亡國之痛，已不是限於東北和華北了。黃君！連半旗都不敢下的，並不隻在天津的你們的學校，你聽了這消息後，你不要過於傷感罷？人民的忿怒，人民並未忘記“國仇”，卻是全國皆然的。恐怕大家的容忍真的到了盡頭了罷！在這忍辱的過程中，知識者間也出了你們的那些“先生”，也不是偶然的。不必悲觀，我們好好保住自己，留為他日在民族戰場上效力罷！這日子一定不久了。 槍口餘生
我於九月初旅居柏林的時候，連接家中函電，謂母病甚危，望速還家。我當時非常焦急，恨不得立刻到家。雖然明知道從西比利亞過東三省回國有些麻煩，不過因為當時心急，不得已仍然擇了西比利亞的一條路——因為如此隻有十二天即可到家。（以下有刪節）
九月十七日夜間至滿洲裏，未下車以前，旅客們的護照即被某國人收去了，說明日早晨七點半以後即發還。海關上檢查行李的職員以及招攬生意的旅館，都是某國人，使我立刻發生了一種不快之感。
第二日早晨火車十點開，我早飯後在那個小城裏略看了一下，即回到車站的檢驗護照處去領我的護照。原來那裏還隻是過境護照簽字處呢。因為偽國在各國皆無公使領使之類，所以護照簽字必須在偽國境內的車站上，當然他也要取簽字費。護照處有一位中國人，其餘的都是某國人，在一列的桌子上辦公。最後的一位似乎很重要，對一切旅客都盤問周詳。輪到我的時候，他看著我的護照，忽然發出了一種暴躁之音，我以為或者我把表填錯了，隻“唯”了一聲。他仍然咆哮作聲如前，我亦不知其意，旁邊坐著辦公的那位中國人說：“辦公室裏不須戴帽子！”雖然和我一同去領護照的歐美人也有戴帽子的，可是我想在那種空氣之下最好不和他爭辯，於是我道了一聲“對不起”，便把帽子脫下了。那位咆哮作聲的某國人，問我是那一省，我答是S省，他好像說S省人為什麼不知孔子禮呢？說著便用鋼筆在一塊紙上寫了四個字“孔夫子禮”。嗚呼！這種慢無禮貌的野蠻動物，還口口聲聲的講孔子禮，孔子有知，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九一八”的早晨到哈爾濱，晚十一點才有車南去，我有一天的工夫在哈爾濱勾留。不知怎的，哈爾濱又有一道海關驗行李，驗護照。那位驗護照的似乎是白俄，一見中國的護照，便須留給某國人去看，似乎他不能作主。哈爾濱分“道內”“道外”兩區。道內的街道略整齊些，完全是某國的商店；道外擁擠著一些中國的商店。各政府機關皆懸旗，大概是慶祝“九一八”，一邊是日本國旗，一邊是一麵黃旗，上右角為紅藍白黑。那晚上正是哈爾濱防空演習，七時半以後全市無燈火光，我在車站的候車室裏，時聞假警號及假炸彈聲。閱偽報始知防空演習為三日：九月十七、十八、十九。報紙上滿篇都載著華人如何乖戾，友邦如何奠定東亞之和平，全市黑暗之美麗，統製燈火之成功等等。
過長春（即偽新京）未停而至沈陽，一到沈陽，我的感情便略鬆快了一點，因為各處中國人都很多，從市麵上看依然還是我們的舊山河。
從沈陽到山海關的火車上也比以前痛快些，因為那列車隊長是中國人。乍從蠻橫無禮的壓迫之下而至奉山鐵路，不由得使我好像到了久別的祖國，車上的氣氛以及車外的風景，都是十足的中國風味。
從沈陽開車以後，我便覺得好像已經逃出了蠻橫無禮的地帶，而入了中國的實際勢力之下了。我與三位德國人正在閑談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位美國女子（她同我一同從歐洲來），很著急地說他們四人（三美人，一奧人）的行李在沈陽大概因為時間太晚沒運到車上來，他們日用急需的東西都在那些箱子裏，行李過山海關要檢查，他們又不能住在山海關等著。她很焦急，請我給她作翻譯和行李車上交涉。到了山海關的時候，他們又要求我和他們一同到海關上交涉。
待了些時，我又到他們的車上，見一位某國人用英語對他們解釋，說今天某國特別寬大，對於旅客特別表示好感，給旅客們特別方便，行李不檢查了。那三位美國人與一位奧國人便手執他們的行李票，問他們的行李未從沈陽運來當如何辦理。那位某國人似乎也沒聽懂，仍然說今天行李不檢驗了，特別優待今日的旅客。……我便對那幾位歐美人說：“你們不必和他（某國人）交涉，車快要開了，最好速與國際觀光局交涉。”他們都很同意，而那位某國人更覺得沒麵子了。他便轉過來溫和地問我：“你是什麼旅行公司的？”我說：“我是旅客。”“你到那裏去？”他問。“我到T城去，”我答。“你有護照麼？我是此地的憲兵司令，看你的護照。”我便把護照拿給他看。他看了護照之後，勃然作色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幾個歐美人見他那樣凶狠，便站在我們的中間，他竟拿出要動武的樣子來。那些歐美人莫名其妙，都問他怎麼一回事。他怒氣衝衝地說我侮辱官長，我的態度傲慢，一定是共產黨。我用英語回答說：“你並不是我的官長，你不應該隨便給人加罪名……”他於是乎更怒，衝開中間的歐美人，抓著我的衣服便想往車下拉，那些歐美人一齊擁上，大家皆甚驚慌的樣子，把我們拉開，勸他下車去。他一麵拉我的時候，一麵說：“我在此地有絕對的威權！可以拘禁！可以槍決！”
沈陽到北平的通車在山海關中偽交替，當我與某憲兵司令抗辯的時候，中國護路警察已經登車了，在我們的旁邊就站著一位身材高高的中國警察，可是他隻是敢怒而不敢言。我想那時車已經快要開了，中國一定早已接收完了，可是新換的中國車隊長並沒敢露麵。中國不抵抗，我很明白他們也沒有辦法，不敢和蠻橫無禮的東西講理，所以我也不怪他們。我和某憲兵司令鬧過了以後，萬分親切地感到國家的重要，而且萬分親切地感到中國不抵抗之非策。我在山海關的那四十分鍾，好像一人隻身陷入於野獸的窟穴，毫無國家的依靠，毫無公理或法律的保障！
我此番經過東三省雖然受了不少的波折，可是加深了我許多對於某國的認識，也影響我的政治見解以及將來的事業。因為自己學哲學，對於人類的社會或政治問題，總是為人類全體的福利著想，向來未充分注意到國家或民族鬥爭的必要。經過了此番旅行之後，我才能深切地了解抗敵之必要，抗敵之急需！人類總應該是有理性的，可是你陷於凶惡的野獸的窟穴以後，隻得和它拚個你死我活！
弟雲橋敬上。九月卅日。
雲橋先生是我在倫敦時很敬佩的一位同學，他受此侮辱，在車上一夜睡不著，一到天津車站，就在候車室裏寫一短信給我，說經過山海關時幾被某國所謂憲兵司令也者拘留槍決，幸賴歐美旅伴力救始免。我急複一信慰問他，並請他把經過詳情函告，這是他的第二信。
我覺得這並不是雲橋先生個人的遭遇，這個事實的後麵，是伏著一種籠罩著全中國每一個人的黑影：在被奴化的國家裏麵，每一個國民所難於逃避的侮辱，而且這件事隻是侮辱的開端，或侮辱的小焉者，所以雲橋先生的這封信，很值得我們的深刻的注意。 夢
我是一個生來慣會做夢的人，尤好做那不安分（？）的夢。在我十七歲時，剛從初中畢業出來；那時正是民國十六年夏季，革命勢力已卷到了我的故鄉；我止不住我心頭上的青年之火的狂熾地燃燒，便投身到革命的隊伍裏。先是遊行、宣講、歡迎革命軍……後是打倒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後來局勢比較平靜了，便在縣黨部裏擔任了秘書。那時黨勢赫然，滿可誇耀一時了。但是，我的心，隨著革命熱潮的低落而平靜下來。我便深深地感覺到自己的學識不足，能力過差。——一個初中畢業的十七歲的孩子，怎能做起大事！實在，遇著很多的事情，常常不能做得如自己心裏所想像的那麼好。我便開始做著新夢——最低限度，應求自己再受三年中等教育。自此，下了最大的決心如此做去，雖有同誌們的挽留，家庭中的不表讚同，我都置之不理。後來，總算是有了幸運，於民國十八年冬季裏，考入了××中學的高中師範科。當時，我快活得流出淚來；我認為我的前途從此開展，將有無限的光明。
因為自己始終未甘自棄，勉力以求；又因為得到幾位賢明的老師苦苦指教；三年的光陰過去了，自己竟也獲得了幾許長進。在民國二十年冬畢業以後，幸蒙當地人士的愛護——其實是拉攏——委我做縣立小學校長——一所完全小學，——在這個小學裏，服務一年之後，深深地感到校長的職務，真是責重事繁；自己的經驗不足，好些事情不能做得使自己滿意。因此又發生了新夢：夢想能到一所規模宏大的小學校裏去，同別人學些經驗才好。後來事有湊巧，一個省立師範附小托人請我。當時我便毅然決然地辭掉了校長的職務，接受了附小的聘約。——這本是我衷心所夢想的事啊！
在附小一年之後，又有了新的感覺：天下老鴉一般黑，所謂省立附小，不過班級較多，經費充裕而已。談到其他一切，也不過敷衍門麵，那能說到真的辦教育？（中略）在目前這種不合理的教育理想和製度之下，做著教書的工作，又是多麼苦悶的事啊！——內心裏的苦悶啊！我並想：“在此國難當頭的國度裏，在此年富力強的青年時代，做小學教員就是唯一重要的工作嗎？就是唯一適當的工作嗎？”我想到這裏，便陷於不可知的深淵裏。
後來，與知己的朋友通信，曾談到了這個問題；可喜的很，接到了一個使我萌生轉機的回信。信是這樣寫著：
“……我早就這樣想著：果真有一個人，具有銳利的眼光，沉靜的頭腦，周密的思想，和靈活的筆調，大可在新聞事業上謀發展；因為這種事業，一方麵為社會國家盡了服務的天職，一方麵也不至於限製住了個人的進益，而且或有很大的幫助——對個人進修上與成功上。吾兄曾否這樣想過？吾兄的條件之如上所述者，無一不備，我以為別路皆不可走時，吾兄對此路可加以考慮。最近戈公振先生之死，又引起我對於此事的垂涎；戈先生不就是走向這條路而成功的嗎？他連中學還沒有進過呢！起初任《時報》副刊主筆，後任總編輯；以二十年的努力，竟有如死時的成就，不可謂非良好的榜樣！……”（下略）
書平。 二五，九，十。
我們看到書平先生的這個“夢”，想到他那樣逐步求前進的情形，很覺得有興趣。古語有所謂“學然後知不足”，其實我們可以說“做然後知不足”。努力做而感到不足，學起來才會真正有所得，因為這樣才是自動的學，滿足迫切需要的學，不是被動的敷衍的學。
書平先生問起做教員是不是唯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唯一適當的工作？倘所謂“唯一”是說除了教員以外都沒有重要的工作，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對於這個問句的答案當然是個“不”字。可是我們不能否認做小學教員確是一種重要的工作。至於問：除了教員以外有沒有其他也適當的工作？這卻要看個人的特殊的興趣和能力，不能在工作本身得到單麵的判斷。“一方麵為社會國家盡了服務的天職，一方麵也不至於限製住了個人的進益……”這並不限於新聞事業，就是做小學教員，也可具有這樣的條件。
我的意思並非反對書平先生改業。倘若他果覺得自己不宜於從事小學教育而宜於幹新聞事業，當然是可以改的。至於入手的方法，很難有一定的公式，大概不外兩途：一是尋得了新聞界的職務，在職務上訓練自己；一是先嚐試寫作，從投稿做起，也許可從這裏麵得到相當的機會。戈先生就是用前一種方式開始工作的。
我個人很慚愧，至今還說不上什麼“成功”，我也說不出什麼秘訣，隻是盡我心力幹去就是了。這不是上海人所謂“賣關子”，實際情形是這樣。 謀生與屈辱
我有一個窮苦的然而思想很前進的青年朋友，最近在生活上發生了一個難解決的問題，這問題經過好幾個知己朋友的縝密的探討，但是無論怎樣，都得不著一個比較適當的辦法，現在提出來想請求你給我們一個滿意的解答：
他的父親在三年前跌入了失業的隊伍裏，三年來一家六口在窮困中掙紮著，不用說，我的朋友當然也跌入了失學的隊伍，後來他好容易在一個商店裏搶到了一個低微的店員的位置，月入十餘元。他便把這十餘元全數交給家裏。在這生活高昂的都市裏，這幾個錢那能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呢！於是借債、懇助，能走的路子都走到了，隻能在憂愁與苦惱中慢慢的度過了一些歲月。到現在，這位朋友的低微的位置也將不保了，因為過分的憂慮損害了他的健康，他的紅潤的兩頰變得憔悴而蒼白，活潑的動作變成遲鈍呆板，因此，也就妨礙到他的工作，店裏已對他下過好幾次警告，他雖努力克服這些客觀環境造成他身體上的許多缺陷，但主觀的力量竟敵不過這強大客觀力量的壓迫，如這狀態再延長下去，他恐怕也不免於跌入失業的隊伍。
（以下有刪節）目前我這位朋友的一家生活已極難維持，債台高築了，借也無處去借，懇助也無處去懇助，十幾歲的弟弟和妹妹站在麵前，他們隻認識幾個有限的方塊字，吃飯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教育問題自然無從談起。
他有一個親戚，很有錢——是在舊軍閥時代從民眾身上刮來的，前些時也曾幫助過他們一些的金錢，但我們知道“為富”者往往都是“不仁”的，他們根本就把窮親戚丟在腦後。最近這位朋友覺得實在不了，就又寫信去請求他幫助，信去後，接得他的一封回信，然而是空的。那信裏說：你們窮我是很知道的，我也不會忘掉你們，我也願意補助你們，但是有個條件，你們得服從！什麼條件呢？說來令人又要氣又要哭，他說：你的母親必須與我住在一道。
起始看到這封信，朋友認為是笑話，是侮辱朋友，他母親卻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訴起怨來了：“不是開頑笑，是真話，這老鬼已經不止向我表示過一次這樣的意思了。”母親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了朋友後，便堅決地表示了自己的主張：“我的兒子已經這麼高這麼大，我這一生就為了你——兒呀！為了兒子的體麵，我不能再嫁任何人，我要為兒子的前途打算！”
朋友聽完了這段話，呆若木雞，不知所答，跑來和我商量，我又拿去和另外幾個朋友商量，大家認為這是一個“吃飯與貞操”的問題。顧全了貞操與“兒子的體麵”，朋友隻得和他的母親商量商量準備一家六口同時投江自殺；若要還在這人世間生活下去，而且朋友還願意做一個變革社會的工作者的話，那麼，隻得懇求他的母親“屈辱”一下。我們為朋友找出的路線隻有這兩條……（下略）
王卓夫謹上。十，三，南京。
王先生所提出的這個問題，還不純粹是“吃飯與貞操”的問題。如果他的那位朋友的母親真是愛上了一個男子，決意另嫁，這應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應引起什麼貞操問題。現在那位很有錢的親戚卻是要憑藉他的幾個臭錢，強迫那位朋友的母親出賣靈魂，這是最卑鄙可惡的行為，我們絕對不讚成她屈伏於這種卑鄙的壓迫。而且這種卑鄙齷齪的東西絕對不會有信義的，就是她自甘“屈辱”了，和那個狗東西“住在一道”之後，不見得他就真肯顧到她後麵所帶去的一大拖人的生計。
就一般說，經濟問題是和社會問題有著分不開的聯係，在社會問題沒有得到“完滿的辦法”以前，個人的經濟問題實在無法得到“完滿的辦法”，隻有就個別的特殊環境努力實行可能的辦法。像王先生的那位朋友，既有“好幾個知己朋友”，這“好幾個知己朋友”應該多方設法，把那位朋友的“十幾歲的弟弟和妹妹”分別安插到可以吃到一口飯的工作處所，就是做些粗工，不拿錢，度過目前難關，緩緩再想其他辦法，也是一時的救急處置。如能使“弟弟妹妹”勉強做些粗工，混得一口苦飯吃，剩下父母兩人是比較易有救濟辦法的。那由“好幾個知己朋友”每人每月勉力湊出一些，也不無小補。同時這“好幾個知己朋友”還應該常常勸勸那位朋友，思想前進的人對於現狀的憤懣是免不掉的，但是如能這樣勉強布置一下，就隻得勉抑“過分的憂慮”，否則徒然“損害了他的健康”，於事絲毫無補。
我們不知道那位朋友的詳細的具體的環境怎樣，所能建議的隻不過如此；倘有讀者能想出更好的解決辦法，我們很願意負轉達的責任。
同時我們特把這書信公布出來，也是要顯露社會上窮苦狀況已到了什麼地步，希望由此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慘 死
我的一位小朋友慘死了。我去年冬天離開故鄉，那時也正是她由高小畢業後賦閑半年，為著生活而到紗廠裏去當女工，以後我們常常通信。她名義上實在是我的學生；每次的信總是老師老師的稱呼，這樣我是常常以老師的資格去指導她；不，她常常告訴我許多她的事，她的生活；要我來替她解決。我知道她是入的搖絲間，這工廠僅有八千元的資本，所以什麼都是站在刮上，以生命換取他們的資養，每日十二小時，工資一角五分！這樣的勞動，這樣的代價啊！同時她們兩個月裏才能出來一次（凡工人一律住廠），每日總是在棉絮窒人中生活，啊！這樣的生活，叫我是實在不能耐：牛馬的生活啊！還有件可憐的事，管班的衣服，是要她們輪流洗滌，這當然是沒有代價的。這樣她是一天天的羸弱下去。她說她要離開那裏，而且她的痰也帶紅色了，恐怕不久於人世了。我每次給她的信，總是要她安於現實。我現在是害了她！她的死，不是死於她的病。先生！真的我要流淚。據來信說是十五的那天早晨（由工伴的報告），她下班以後，就死在井裏，據說是管班的要侮辱她，她不從，又恐因此觸怒而失業，所以跳井而死了。當時還沒有知道，到十六日下午，方發現的，隨由廠方通知家庭具領。該女的父親，是十足的鄉下人，想要起訴，但又無證據，是的，現在隻有忍心具領了！（下略）
小嬰敬上。通州十，廿一。
這信裏所說的事實，誰看了都要憤怒的。但是據我們所知道，這類慘痛的事實並不限於小嬰先生的故鄉。這類事實固然不會發生在勞苦大眾的國家，就在歐美改良主義的國家裏也還不致於哭訴無門，一至於此。但是在改良主義還說不上的國家裏，情形便不同了。
這類慘酷事實的鏟除，不是枝枝節節所能有效的（雖則在可能範圍內，我們仍不應該輕輕放過，例如上麵所說的事實，如能設法尋到人證物證，還是要設法嚴懲的）。根本的辦法還是要不願這類慘酷事實繼續發生的人們，下更大的決心和努力，用集體的力量把黑暗的社會變過來，變成不容許有這類慘酷事實存在的光明的社會。
小嬰先生因為勸她安於現實，覺得是害了她，這誠然是極痛心的話。但是如當時小嬰先生不能替她介紹一個較好的啖飯地，也是無可如何的。因為這類慘痛事實的根源是在整個的社會製度，個人的救濟力量是很有限的，雖則個人在可能範圍內還是要盡他的最大的努力。 追逐異性
救亡運動的開展和過程，是抵押了無數的頭顱與熱血；而且還需要這樣毫不遲疑的抵押下去。我們縱觀救亡運動的麵影，我想誰都不會否認它的偉大性，曆史性。雖然它擴展增長的勢力也微弱得可憐！但我們不能僅計及這一點便抹煞了它全部如小孩子般成長的力量！
它雖則蓬勃可喜，但畢竟敵不住哺育它的人們——作救亡運動的人們——的冷淡了！冷淡的原因當然是那些人們的思想消極了。這並不一定說環境把那些人們製造出消極了（固然為此的也不敢說沒有），但大多數的人卻為了兩性更有接近的機會而放縱情感了，於是學生救國會的辦公室便作了兩性臨時的談情地。——我不是說作救亡運動的人不能談愛；但事實告訴我們說：十之八九作救亡運動的人，若一經談愛，便毫不顧惜的拋棄職務而去享樂了——或又謂消極亦無不可。即或尚有人能勉強支持職務的殘局，但那也不過形式上的敷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