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到清華，一個從不說謊的同鄉告訴我說，他們學校作救亡運動的男女大都成雙配對了，在花前月夕攜手談情——或則兩性由私人感情而探討救亡運動職務進行，那也未嚐不佳；但事實上證明了兩性感情一經“情愛”的融洽，便褊狹的盡量滋長享樂的壽命；什麼使命、任務、國家存亡，在他（她）們是不會想到的。所想到的大約不外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愛綿綿無盡期”罷。（下略）
王鏞。十，廿三晚，於華大。
一經談愛便拋棄對於救國的任務，這誠然是很大的錯誤，但是這種錯誤不是不可以糾正的；隻要把這種錯誤糾正了，愛的本身是不必反對的。從另一方麵講，由同誌而成愛人，不但不該拋棄對於救國的任務，還應該互勉互助，更努力才是。
我們希望陶醉在愛情而忘卻救國任務的人們，對於王先生的忠告加以深切的注意。 我的外交
大約在兩個多月之前，我們機關上突然多了一份“偽滿新京”的《盛京時報》。這報的內容，多是歪曲的，帶煽惑性的新聞和評論；及左抄右襲的副刊。這使我大大的驚異：為什麼要定這種報紙呢？
經過多方的探詢，據說這是我們院長的意思。而院長卻是由某市政長官的介紹，及盛京時報社的要求（幹脆一點是強迫），而“欣然”允諾定閱的；而且“慷慨”的定了三份。我們這份就是院長派閱的。我不得不讚歎“鄰友們”的無孔不入的“親善”政策！（中略）
我沒有用搖尾乞憐的酸相及哀求的聲調去交涉，先令送報的停止送報。幾天之內，並沒有反響。我想：“他們會甘心嗎？”
果然，大約雙十節前後的某天下午，我們辦公室走進了一個××人和中國人。××人神氣活現；進來就板著麵孔，毫不理會人，摘下帽子向桌上一擲，在皮包裏抽出一張“盛京時報記者”的名片，輕藐的遞給我，隨即使勁的坐下來。我恍悟了來意，於是和緩的解釋說：“我們的經費很窘，無力看許多報；而且，院裏和我們機關是無界限的，他們既定了兩份，我們也可以借閱。”那位中國人翻譯成×語；××人顯然發了惱怒，態度更變得凶惡。（中略）他點頭冷笑了一陣，又和翻譯說了些話；翻譯告訴我：“吉田先生說：‘你們經費既窘，為何定這許多中國報呢？就算是實情吧，你們也可在這些中停去一份，添上我們的報啊！’先生！看透些！麵子事！省得添麻煩！”他表現一付小漢奸特有的風度，補充了自己的意思。我氣憤得有點發抖，竭力抑止住怒火，然而不免憤憤的說：“對不起！貴報內容很好，可是我們沒有看它的必要。”翻譯有點發慌，他似乎怕譯出來要發生僵局；而××人卻努力做作出一副凶惡得無以複加的表情在等著答複。於是翻譯又不知咕嚕了幾句什麼，都拿起帽子憤然走開。臨行，翻譯帶著不屑的口吻說：“好！總有辦法的，再說吧！”我用將要冒火的兩眼目送了他們出去。
我正在為我的外交勝利而快慰，卻有人替我擔心了：“老郭！當心些！人家不至於甘休的呀！”我回答說：“放心！至多派幾個兵來捕去把我打一頓吧，決不至於用對國貨售品所的方法來對付一個堂堂的機關！”（天津北馬路國貨售品所因為售太陽牌洋傘而至被×方捕去店員，並且將該所查封。）
萬幸！到今日為止（隻說到今日為止），我沒有被捕。然而，當我聽說塘沽、天津地方法院塘大分院的房屋被××憲兵隊強占為辦公處的事實，我覺得我的估計太輕了：盡給人家橫行無忌的欺侮下去，終有視查封一個機關為一件小事的一天呀！
茗柯上。
華北在侵略者壓迫下的種種方麵的“奴化”，這種慘痛的事實是一天天嚴重起來了。文化侵略也是侵略者一個重要的策略，煽惑和麻醉的報紙當然是他們的一個重要工具。用威嚇手段強迫多定一種奴化的報紙，這還隻是開端，倘若我們對於華北的危殆局勢不下決心作根本上的挽救，恐怕一般人民都隻有“奴化報”可看了！茗柯先生的愛國精神固然可以引起我們的深深的敬意，但是那個“記者”的後麵是有著整個侵略者做靠山，要始終拒絕他的要求，個人的力量恐怕還是不夠的。我們以為遇著諸如此類的無理要求，應該和當地的愛國團體及輿論機關聯係起來，暴露敵人的黑幕，造成集體的反抗力量。 紗廠工友們的呼聲
（上略）我們這許多的工人，都是在日商紗廠裏做工，自九一八、一二八以來，廠方藉口銷路停滯，生意不好，實行壓榨工人的手段：實行減裁工人、降低工資、增加工作時間、以及不時的毆打，開除工人種種的虐待，無所不至。然而我們還是這樣的忍氣吞聲，很服貼的替它作牛馬，因為我們是要吃飯啊！
現在市麵雖然還在鬧著不景氣，但這時紗布的銷路卻反而來得格外的暢銷，並且最近廠方將每月四個星期改為三個星期，這可以充分的證明廠方的生意是太好了，然而廠方不但不恢複從前的待遇，卻反而加緊地增加工作時間。我們一方麵因為廠方不能恢複從前的狀態，一方麵因為我們處在生活程度這樣高的今日，生活的壓迫，差不多使我們連氣都透不過來，因此我們便想利用這個時期怠工。廠方似乎是早已覺察，便命頭目向我們工人講：增加工資百分之五。唉！我們每人每日的工資都在四角錢左右，有的甚至還隻有三角錢一天的呢？試問這百分之五的增加，於我們工人究竟有多大的補益呢？現在我們要求最少須要增加十分之一，然而我們這樣的要求在無論那一方麵看來，也不見得說是過分吧！何況我們還有很充足的理由呢？經一再的交涉，無結果，廠方的態度仍不肯讓步，逼不得已於前日（八日）夜怠工。次日交涉仍無結果，乃全體實行罷工！唉！這是多麼不好的現象啊！雖然我們也是出於不得已的啊！先生！我想您一定很能同情我們的吧？所以我們現在請先生在十五日將要出版的《生活星期刊》上能夠把我們這封信登出來，並且希望輿論界一致的給無理的廠方一個製裁，那我們二萬餘全體的工人就感激不盡了！（下略）
滬東楊樹浦日商紗廠全體工人同上。
這封信寄到時，本刊已在拚版待印了。但因為這件事的重要，所以臨時把別的文字抽去，趕行插入。我們認為工友們在這封信裏所說的要求是萬分合理的。我們特把這封信裏所敘的事實表露出來，希望能引起社會的嚴重注意，並希望輿論界努力主持公道。 民眾廣大的力量
我近來因奉政府的命令，到南洋來考察我僑胞學校辦理的情形。由山打根（Sandaken）到新加坡（Singapore）的途中，我搭的船是（Davel）船。因為沿途泊埠運貨，行程曆七日，船中無事，隻有閱書消遣。我帶的書，在船開的第二日已經看完了，很感覺無聊，偶然向船上侍役（都是廣東的瓊州人）問：有沒有小說可看？（我心想，像他們的程度，隻配看看《三國演義》一類章回小說。）他答應有，馬上拿給我的是什麼呢？原來是您所著的《萍蹤寄語》二三集及某先生編的《錦繡山河》。我吃了一驚！我問他：“你有沒有看過？”他說：“看過，很好！”於是我歡喜到了不得！可說是南來一個多月最歡喜的第二個事件了（第一個是廣西事件的和平解決）。一個船上的侍役，居然會賞識《萍蹤寄語》，我想您知道也很高興的。
我到新加坡後，見到《生活星期刊》，我便買來看，剛好碰見一個在中學教書的朋友，談及您，他說：“韜奮辦《生活日報》，招了十多萬的股款，後來因事沒有出版，把股銀連利息都退還，這是最難得的操守！”
我到青年勵誌社（新加坡）參觀，那位辦事的先生極熱心國事，談及國內出版界，他罵了您一頓，說您也有布爾喬亞的羅曼斯，喜歡談戀愛。我問他看過《萍蹤寄語》第三集沒有？他說沒有。我說《萍蹤寄語》第三集裏麵，您似乎不是一個拈花惹草的人。自然我不敢相信您是“古井不波”，因為我隻有在文字上認識您。
我近來曾發過“假如中國不幸而亡，民非亡國之民，而官乃亡國之官”的議論（見《獨立評論》拙作《行政改革的困難》），有好幾位先生批評我太偏激，太悲觀了。我本來是一個樂觀的人，相識我的朋友大都知道的，所以我自覺偏激或許有之，悲觀則未也。但我到南洋以來，我更深覺我這些議論是正確不移。（中略）我現在也是儼然官吏，我返躬自省，真是內疚神明！寫到這裏，我覺得近來宦海中人，有極可奇異的一件事，就是若幹官吏個人的私德都不是壞的，而且有好些是好的，但他們在握有權柄的時候，做官的時候，總做不出一兩件轟轟烈烈的大事，能夠轉移風氣。雖以×××的廉潔，×××的精幹，而謂今日政界空氣已收風上草偃之效，則仍不免過早。這原因，固然有種種，如積習之太深，顧忌之太甚，都是；但我以為最主要的還是沒有運用民眾廣大的力量，來做自己的後盾，或者還有畏懼民眾的廣大力量，而寧願敷衍了事，委曲求全。結果民眾的力量不能抬頭，而委曲亦不足以求全，故私德雖未虧，而國事卻每況愈下。（下略）
弟李樸生敬啟。
十月二日下午十時。在新加坡。
我首先要謝謝李先生的垂注和友誼。關於我個人的事情，應當從我自己的行為上取得朋友們的信任，所以我不願多所辯白。人是感情的動物，我承認我也不能“太上忘情”，不過到現在還未曾做過“撒爛汙”的事情。
李先生注重“民眾廣大的力量”，這是完全對的。至於他說“民非亡國之民，而官乃亡國之官”，雖有事實的根據而慨乎言之，但是平心而論，官也不都是壞蛋，其中有壞的，也有好的，我們當分別來看，好的我們要鼓勵他們，壞的我們要製裁他們。 救國組織和時事研究
我下麵幾個問題，希望你逐條給我詳細的具體的解答。
我對救國團體的組織，因為受著國內的一些前進的雜誌的指示，和我自己感覺著個人力量的微薄，實有參加一個組織去努力的必要，所以我對組織看得非常重要。跟著我的救亡熱誠的發展，我們對於組織的希望也愈益急切。不久前，我們這裏一個救國組織成立，我很歡喜的由朋友介紹進去。我心裏滿懷著我加入去了後能夠得著工作，使我能夠在這群體裏發出我所有的能力。但是事實打破我的幻想。我加進去之後，沒有甚麼我所能做的工作可做。這豈不是要給與我很大的失望嗎？是！我當初是非常的失望。甚至恨我們會的領袖為甚麼不給我工作？先生！我們這些多理想缺乏實踐的青年就是這樣的呀！我的失望和對領袖的恨不久後是消失了，原因是我在《救亡情報》上看到一篇文章講著我上麵所說的同樣的情形。然而這篇文章隻是消除了對我們的會的失望，卻不能消除了我對於“加入會去做甚麼”的疑問？
我不久以前對我們的會提議建立小組。我的理由，建立小組可以聯絡領袖和會員，而且才有機會教育他們。但是現在我自己卻懷疑了自己的提議！是不是除建立小組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教育會員嗎？如果是這樣，那末世界上許多有名的政黨為甚麼卻沒有建立小組而還能夠訓練它的會員呢？這究竟是用甚麼方法呢？
最近這裏的僑校聯合紀念“九一八”大會上，通過成立全菲救聯會，但他們的辦法是要各界的救國會先成立，然後才成立救聯會。我們的會接到他們的信，即要求我們這些店員們發起籌備店員救國會。
先生，你看我上麵的一些疑問，也就可以知道我的學識和經驗了。我的同誌也和我差不多，像這樣我們怎樣能夠負起這責任呢？我們就不曉得怎樣組織？組織後怎樣？做甚麼？怎樣給會員工作？維持會員同誌的熱忱？怎樣擬製適合店員的章程和綱領？我們這一切都不曉得。我們想，就是做也做不好，但是我們為著要使救聯會的早日成立，救亡運動的迅速展開，因而又認為非勉強做不可！所以我再將這些問題寫下來請先生指示。
怎樣研究時事？在過去我是看過許多指導的文章了！不過因為它所指給我們的方法是太抽象，比如他教我們研究時事的要記得甚麼甚麼的基本對立，甚麼轉變，此外沒有甚麼！先生你看這能夠給我甚麼研究的方法呢？本來對於時事的研究我就感覺著重要。而在現在我卻更覺其重要，非研究不可，因為國內雖常常在指示我們，但因為隔離太遠，常常必須一個多月。所以我們對於一件時事在自己不能看出真實麵目時，我們竟無從下判斷。比如近日此地的報紙登載著政府對日的政策，竟和從前大不相同，好像是要抗日似的！但是我們卻無法斷然確定實際怎樣。像這樣的例很多。如果我們竟不能夠迅速的辨別出這消息的真麵目來，假使有人問起來，我們怎樣回答呢？研究時事我是認為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淺顯的具體的指示！
我對於社會科學同哲學這兩方麵的書，看了實在不少。但是遇到這些實踐上的難題卻無法解決，這實在使我非常慚愧。原來我竟是讀死書！否則怎麼會這樣呢？
王義。十月十三日。菲律賓。
我們看到這封信，最感到欣慰的是僑胞對於救國運動熱烈和海外救國運動的積極的發展。關於王先生所提出的三個問題，現在分別答複如下。
第一是救國組織的工作問題。救國組織的工作是多方麵的，多少是無定性的，和尋常辦公室裏的那樣有常例可循的呆板的或固定的工作不同。這一點我們先要弄明白。救國組織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教育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有必要時動員民眾做宣傳和推動等等的工作。這裏麵又可分為臨時的和經常的。大概說來，經常的注重主觀力量的培養，例如分組研究時事，討論上級幹部傳授的救國政策，提供本組同誌的意見，傳達到上級幹部；或由各組根據討論的結果，提出建議交給上級幹部考慮。各組的經常工作並不一定限於內部，可就各個的特殊環境和能力，用種種方式深入社會裏去，如組織民眾歌詠會，工人補習班，或學徒補習班，或其他可以於無形中組織民眾教育民眾的工作，方式盡管不同，所做的工作看上去盡管是很和平，直接間接都可以和整個的救國運動配合起來。即在一個三家村裏，能設法減少幾個文盲，促進看報和注意時事的興趣，漸漸喚起他們的民族意識、救國熱誠也是值得做的工作。
主觀的力量培養到相當的地步，遇著客觀條件的要求，便可動員民眾參加更顯著的直接的工作，例如遊行示威，廣大集會，或其他的集體行動。（當然，在這類行動中也就隨時可以培養主觀的力量，因為民眾可在實踐中獲得種種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組織民眾和教育民眾的工作真是做不完，我們要注意實際的環境需要和隨時隨地的利用機會，要有堅毅耐苦的精神，作繼續不斷的努力。關於組織方麵，小組是需要的。（救國的組織不就是政黨，即政黨也有小組的。）
為篇幅所限，隻能大略談一談。如有更具體的問題見示，我們當再竭盡所知奉答。
第二關於時事的研究，我們要有繼續不斷的注意，因為一件事的發生，不是突如其來的，如果我們對於這件事的以前的經過和線索沒有過繼續不斷的注意和研究，是很難明白它的真麵目的。同時關於曆史、地理，及一般的社會科學都要有相當的基礎。關於學習研究法方麵，有金仲華先生著的《國際新聞讀法》，和張明養先生著的《時事研究法》可供參考；關於研究時事的基本知識方麵，張明養先生著的《世界知識讀本》可供參考；還有金先生著的《國際政治參考地圖》也可供隨時參考用的。
第三關於社會科學和意識的聯係，要注意從實踐裏麵對當前現實的體驗。我們要把所知道的原則用到周圍的實際問題，在運用中學習，漸漸的對於解決難題的能力自然會增加起來。 阿 靜
這是一件值得讓我來一講的事實：原來我的鄰友阿靜，她是個怪可憐而且又很可敬的姑娘。她在幼年時失去了爸，一直跟著媽，以刺繡所得的錢來過活的。那知晚近幾年來，因在他們的鄰村裏盜匪蜂起，兼之農村破產的波及，不得安生。適在那時，她媽的一位朋友，似乎是好意，來哄了她的媽，說是他可以介紹到上海去。把阿靜做舞女，好賺大錢。她媽聽得了“大錢”二字，不由地心花怒放，便決意依了那朋友的話要動身；然而阿靜因聽到要做“舞女”去，便堅決反對，致急壞了她媽，病的幾乎要死。阿靜本來是個好女兒，她見她媽為了她，病的這樣重，就忍耐軟下了心，應允了母親，待母病痊，就跟著那位朋友來上海做舞女。
哦！阿靜，她加入了舞廳，到現在快將一年了；她媽從沒見過她有些笑臉，反有時聽她在睡夢時的嗚咽哭聲。又隻見她每晚上要上舞場時，塗抹了胭脂，換上了她所討厭的時式衣服出門去，直到隔日天將亮未亮舞完時回家來，也總是見她仍換了舊衣，洗淨了臉上香粉胭脂，便拿了書默默地看，或寫寫字；每天隻睡上五六小時，隻是手不釋卷的。她老人家看見這種情形心裏好像有所領悟，領悟她倒是個有誌氣的女兒，便對她說：“阿囡！我是明白了，隻為的是金錢和時間不允許你；但你既有這般好誌氣，便由你每日抽出些時光去讀書罷。”於是不久阿靜就進了一所補習學校。
說來也奇怪，原來阿靜從此快樂了，也有笑渦顯露在她的臉上了，她媽是當然喜歡個不得了。她每天下半日去念書，晚間仍照了規定時間去伴舞。她是意誌堅強的姑娘，上舞廳和入學去時的裝束和態度，完全不同。讀書去時，精神是百倍，態度莊嚴，寡言笑，既不塗脂抹粉，又服裝樸素，上課時靜心用功，師生都稱讚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因此在考試時，竟給她獲得全校之冠，而人家還不知道她是個可憐的為經濟所壓迫的舞女啊！她要上舞廳時，就要顯出好像忍受了侮辱，而又不得不去的樣子。她雖也迫不得已打扮和其他的同伴沒有兩樣，且也能和舞客談笑自若；但她的內心仍是純潔的、高尚的，誰也看不出她是個有誌氣的、前進的女學生！
並且，現在阿靜更厲害了；她在白天裏已進了滬西某女中的初中部了，她除了早上上學和下午放學的兩頭，共計隻能睡眠四小時左右以外，其餘的，半為著要維持母女倆的生活而上舞去，半為了她誌願的奮鬥而去求學的啊！有時我見她這樣辛苦，便對她說：“你何苦這樣呢？”“不，我要克服這個不平的社會。”你想，她這句話的意思是多麼深刻！她現在才十六歲呢！而她真不愧在和她處在同病相憐的境遇的她們是個模範新女性！
朱光。十一月，八日。寫於滬西。
這位阿靜女士雖可以佩服，但是每日睡眠隻有四小時，這除非體格過人的愛迪生曾經無礙地做過，在常人的體格是要損礙到健康的。這當然是出於不得已，但是這樣持續下去，學識也許可以增進多少，身體恐怕要弄得很壞，所以我們認為還須極力做到相當的節勞。
至於說“克服這個不平的社會”！這當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到的，更不是僅靠個人的這種刻若的行為所能辦到的。很顯然的，阿靜並未曾“克服這個不平的社會”。我們要共同努力使社會上沒有這樣不平的事情存在的可能，那才是“克服這個不平的社會”。 怎麼回事？
我所在的中學是江蘇省立中學裏尚稱有一點名望的，校長在紀念周中對全體學生講演青年人的問題，附帶警告學生們不要看思想反動的文章，把先生及章乃器先生等當作毒蛇猛獸看待，說是危險的東西，不可與他們接近。說是毒物，吃了將要引起生理上的反感。除勸說外，更加以警告，恐嚇，說如有再看的被發現，他要不客氣地對我們加以製裁，或是先請我們回家去，不許再在這裏讀書。
學生們向來愛看的，仍是在看。學生們向來不大看先生等人著作的，這樣一來，倒反因好奇心，在搜索著看了！這本算不了一回大事，但是這件事情，倒確是含著很大情趣的，確是屬於雋永地簡短新聞，特來向先生報道。先生對此事如有感想欲述，不妨發表一點意見，給我們青年領會領會，尤所感盼。
讀者王盈上啟。
十一月，九日，鎮江。
我們很感謝王先生的這樣誠懇的“報道”。我對這件事的感想和王先生一樣，就是發生“怎樣回事？”的疑問。章乃器先生的言論，有他自己負責，用不著我來做辯護律師。據我所知道的，乃至一切熱心救國同胞所知道的，他是一位非常熱心於救國運動的人。至於我自己，向來言論公開，主張全國一致團結禦侮，這是怎樣的“動”，讀者自能明白，我也用不著多說。
當然，我們也有一點要自責，要自己感到慚愧，就是怎麼還不能使這位校長了解，使他知道中國人都該努力救國，救國的事雖要依各人的能力幹去，但是並沒有毒，也不會引起什麼生理上的反感，這樣也許他便可大膽放心，也要毅然來參加救國陣線。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還該格外努力，並希望王先生和許多同學們都要格外努力。 以血淚的私蓄貢獻國家
同事青浦人方君今年二十歲，在十六歲時初中畢業，同年就到上海進了一家小板木行裏，做一個每月隻有小洋四角月規錢收入的學徒，到今已有四年多了。在這漫漫的四個長年中，他沒有回家過一次，同樣他的因經濟破產困居在鄉的父母，也沒有來看過他倆唯一的兒子或寄一件衣帽之類的東西來。
據方君自己說：第一年到上海是棉衣褲過冬；第二年棉的破了，二件單衣褲過冬；第三年人長大了，衣破完了，由一個師兄送了二件衣服過冬的。去年到我們這裏來時，一條單褲一件夾袍子已過了半個嚴冬！
到這裏來後，雖有較多的收入，但他仍不肯用它。過冬的棉衣還沒有買，日重一日的毛病——咳嗽——不肯去醫治（他不肯去的理由是在單衣多病中已掙紮過了四年，仍不過“如此”之故），所以已節有十多塊錢的私蓄。
近日在報上看到一日運動，他就毅然決然將這十多塊的血淚的私蓄去貢獻給國家。同事都以為他近來咳嗽增劇，亟須醫治，而且家中晨愁夕餐的老父也寫信來，似乎向他訴過苦，應當將這錢去看病或寄一些回家去（他不大寄錢回家），並解釋救國效力之時日長，身體要緊，強固的體魄是一切工作的先決條件，這種毀壞了能更多貢獻國家的身軀，節下微少的金錢捐助國家，是一種曲解了毀身紓難的舉動。老實說，像方君的情形，在上軌道的國家，是國家應當補救幫助他的。諸同事隻敬佩他的愛國熱腸而不同意他的這次舉動。
是的，方君個性很強，他認為對的事他就做了，從未考慮過（不要說聽）別人的意見。他對這次做的事說：“我現在所做的事是現時期每一個國人當迫急去做的事，其餘的問題都沒有比這更重要迫急的！”（下略）
宗棠上。十一月八日
方先生以血淚的私蓄貢獻給國家，這種愛國的精神，實在是可歌可泣的行為。這十幾塊錢，在他是血淚的結晶，他把這血淚的結晶，慨然獻給國家，這裏麵所含蓄的精誠，實在不是表麵上任何物質的數量所能測量的。我們願在這裏鄭重表露出來，表示中國有這樣的愛國國民，必然有光明的前途。
不過同時我們卻也不能不想到方先生的病。他自己以為掙紮了四年，一定還可以掙紮下去，這當然是錯，因為病症日深，更難醫治，所以我們當然要勸他趕緊就醫。倘若方先生已決定把私蓄貢獻給國家，敬重他的各同事和廠裏的當局應該另外想法協助他醫病。倘若覺得個人的醫生醫費太貴，可酌往相當的醫院門診，比較可以省費。
我們最後要對方先生和宗棠先生的以汗血錢貢獻給國家的朋友們，致最誠懇的民族敬禮！ 熱血沸騰的時候
我從前因為向真理的追求，引起家庭的不滿，鄉裏的仇視，在封建壓迫重重的包圍中，在舊禮教的勢力下受盡了親友的咒罵。使我這重受創傷的心靈，一變而為熱狂，以致和家庭斷絕了關係。我的丈夫，亦因為為大眾奮鬥而犧牲了，遺下未滿周歲的孤兒，我為了生活的鞭笞，攜著她到處飄泊，苦度著流浪的生活。在這含辛茹苦的生活中，現實告訴我，悲觀頹廢是無濟於事的，我要以我這一息尚存的軀殼，為未來的希望，在人類最後的決鬥的火線上，盡一點力量。尤其當目前中華民族危急到最後關頭，救亡運動的責任在每一個中國人熱血裏沸騰著的時候，我恨不能馬上跑到前線上去，做點我所能做的事情，我相信我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但一個缺乏處事能力的我，始終為不能解決的問題束縛住：就是在這救亡運動的工作中，我怎樣去做點工作呢？以我自己的處境和薄弱的能力，又能做些什麼呢？這一個問題，在我腦海裏日夜考慮著苦思著，始終想不出一個較好的辦法。
張海萍謹上。十一月六日，上海。
我看完張女士的這封信，對於她的在艱苦患難中的為國的血誠，十分感動，我要對張女士致無限的敬意；同時更想到無量數的和張女士具有同樣誌願的男女同胞，我獨自發怔了好多時候。中華民族死裏求生的大變動，顯然不久一定是要到來的，我們的赤誠為國的滿腔熱血不怕沒有衝灑的機會！
張女士提起“恨不能馬上跑到前線上去”，我以為在中國，實際上已分不出什麼前線和後方，因為我們民族敵人的魔手已伸到我們整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講到救國工作的危險，隨處都有，所謂後方，並不減於所謂前線，雖則前線在有形的槍林彈雨之下的犧牲，是比較的易於看得見的。當然，我們倘有機會到前線的軍事上去服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倘若機會還沒有，或是這種機會一時還未到臨，那也不必以此為恨，因為救亡的工作有很多的方麵可以努力，不一定要上前線去，而且講到分工合作的原則，如果大家都往前線跑，後方的工作沒有人做，也要影響到前線工作的進行。
至於每個人的工作，要看他的社會的關係，周圍的情形，以及個人的能力，很難有一定的公式。我以為隻須根據自己的能力，時刻留心國事的發展，和救亡運動的開展，隨時隨地都有救亡工作可以努力的。我希望張女士隻須密切加以注意和考慮，不可過於著急，因為我深怕過於焦急要急壞了身體，或甚至損傷到精神，這一點是很要注意的。關於救國會的事情，可徑至本埠白克路大通裏六號沈鈞儒律師處接洽。此外如張女士有具體的問題，可以詳細寫信來，我們當竭盡所知奉告，如果我們的力量不夠，也要代向其他朋友或專家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