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雖如此說，我對於印集子這件事，終還是懶；一懶又是兩三年。直到廿一年秋季，星雲堂主人劉敏齋君又來同我商量，而我那時正苦無法開銷中秋書賬，就向他說：“要是你能先墊付些板［版］稅，叫我能於對付琉璃廠的老兄們，我就遵命辦理。”劉君很慷慨的馬上答應了，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編了。但是，說編容易，動手編起來卻非常之難。這一二十年來大半已經散失的東西，自己又記不得，如何能找得完全呢？於是東翻西檢，東借西查，抄的抄，剪的剪，整整忙了半年多，才稍稍有了些眉目。可是好，飛機大炮緊壓到北平來了！政府諸公正忙著“長期抵抗”，我們做老百姓的也要忙著“坐以待斃”，那有閑心情弄這勞什子？唯有取根草繩，把所有的破紙爛片束之高閣。到去年秋季重新開始作刪校工作，接著是商量怎樣印刷，接著是發稿子，校樣子，到現在第一冊書出版，離當初決意編印的時候，已有一年半了。
我把這部集子叫作“雜文”而不叫作“全集”，或“選集”，或“文存”，是有意義的，並不是隨便抓用兩個字，也並不是故意要和時下諸賢顯示不同。我這部集子實在並不全，有許多東西已經找不著，有許多為版權所限不能用，有許多實在要不得；另有一部分討論語音樂律的文章，總共有二十多萬字，性質似乎太專門一點，一般的讀者決然不要看，不如提出另印為是。這樣說，“全”字是當然不能用的了。至於“選”字，似乎沒有什麼毛病，我在付印之前，當然已經挑選過一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選，而且在各篇之內，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刪削。但文人通習，對於自己所做的文章，總不免要取比較寬容一點的態度，或者是自己的毛病，總不容易被自己看出；所以，即使盡力選擇，也未必能選到理想的程度。這是一點。另一點是別人的眼光，和我自己的眼光決然不會一樣的。有幾篇東西，我自己覺得作得很壞，然而各處都在選用著；有幾篇我比較愜意些，卻從沒有人選用。甚而至於我向主選的人說：“你要選還不如選這幾篇，那幾篇實在做得不好。”他還不肯聽我的話，或者是說出相當的理由來同我抗辯。因此我想：在這一個“選”字上，還是應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標準呢，還是應以別人的眼光做標準呢？這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不如暫時不用這個字。說到“存”字，區區大有戰戰兢兢連呼“小的不敢”之意！因為存也者，謂其可存於世也。古往今來文人不知幾萬千，所作文字豈止汗牛而充棟，求其能存一篇二篇，談何容易，談何容易！藉曰存者，在我以為可存，然無張天師之妙法，豈敢作“我欲存，斯存之矣”之妄想乎？
今稱之為“雜文”者，謂其雜而不專，無所不有也：有論記，有小說，有戲曲；有做的，有翻譯的；有莊語，有諧語；有罵人語，有還罵語；甚至於有牌示，有供狀；稱之為“雜”，可謂名實相符。
語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決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於有得數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傳，那已是千僥萬幸，心滿意足的了。至於寸心得失，卻不妨在此地說一說。我以為文章是代表語言的，語言是代表個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該赤裸裸的把個人的思想情感傳達出來：我是怎樣一個人，在文章裏就還他是怎樣一個人，所謂“以手寫口”，所謂“心手相應”，實在是做文章的第一個條件。因此，我做文章隻是努力把我口裏所要說的話譯成了文字；什麼“結構”，“章法”，“抑，揚，頓，挫”，“起，承，轉，合”等話頭，我都置之不問，然而亦許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對麵談天一樣：我談天時喜歡信口直說，全無隱飾，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喜歡開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往往要動感情，甚而至於動過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說這些都是我的好處罷，那就是好處；你說是壞處罷，那就是壞處；反正我隻是這樣的一個我。我從來不會說叫人不懂的話，所以我的文章也沒有一句不可懂。但我並不反對不可懂的文章，隻要是做得好。譬如前幾天我和適之在孫洪芬先生家裏，洪芬夫人拿出許多陶知行先生的詩稿給我們看。我們翻了一翻，覺得就全體看來，似乎很有些像馮玉祥一派的詩；但是中間有一句“風高誰放李逵火？”我指著向適之說：“這是句好句子。”適之說：“怎麼講法？”我說：“不可講；但好處就在於不可講。”適之不以我說為然，我也沒有和他抬杠下去，但直到現在還認這一句是好句子。而且，我敢大膽的說：天地間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假使並不是好文章，而硬作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顆明珠，緊緊握在手中，不給人看，你這個關子是賣得有意思的；若所握隻是顆砂粒，甚而至於是個幹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緊握著，鬧得滿頭大汗，豈作笑話！我不能作不可懂的好文章，又不願作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隻能作作可懂的文章，無論是好也罷，不好也罷；要是有人因此說我是低能兒，我也隻得自認為活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