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了”的結束
關於“老實說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剩下的稿子雖然還有三五篇，卻因內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發表了。（隻有杜棠君的一篇《為老實說了罷注釋》，說我之所以要做《老實說了罷》，由於《幻洲》第六期中潘某罵我之不根據事實，意想似乎別致些。其實這個揣想是不盡真確的。潘某之罵人，並不必到了第六期中才沒有根據事實。他說我的《揚鞭集》用中國裝訂是盯徐誌摩的梢，早就大錯。新書用舊裝，起於我的《中國文法通論》。這書出板［版］於民國八年。並不像宋板［版］元板［版］那樣渺茫，而潘某竟沒有看見，是誠不勝遺憾之至！）
登了這麼些的文章，要說的話似乎都已給人家說盡，我要再說幾句，的確很難。但不說幾句又不好，無可如何，隻能找幾句人家沒有說過的話說一說。
我說：這回的討論，結果是當然不會有的。但結果盡可以沒有，而能借此對於青年們的意誌作一番測驗工夫，也就不能說不上算。
於是，我就不得不對於幹脆老實的蔣緝安先生大表敬意了。他痛痛快快的說：書不必讀，更不要說整本整本；要做文藝創作家，舍堆砌辭頭而外無他法；描寫或記載事物，態度不必誠實。這種的話，要是“青年”們早就大書特書的宣布出來，我們也早就把他們認清了。不幸他們沒有，直到我的文章出現了才由蔣先生明白說出，雖然遲了一點，究竟還是我們的運氣。
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對於我的老朋友豈明先生不免要不敬一下。他以為我的話是老生常談，同吃飯必須嚼碎一樣普通；他看見了蔣先生的話，不要自認為常識不夠嗎？
在隱名於“太乙老人”的人的一篇文章（見《每日評論》）裏，我們發見了“真天足”“假天足”兩個名詞。這盡可以不必加以辯正，因為名與實，究竟是兩件事：你盡可以自己題上個好名，再給別人加上個惡名，這種名稱適合與否，自有事實在那裏說話。
同在這一篇文章裏，我們看見了“來，教訓你”這一句話。果然，我在這一篇文章裏，以及他的同黨諸君的文章裏，得到了不少的教訓。
第一，便是豈明所說的，不捧且不可，何況是罵。所以我們應當注意，現在的青年們，比前清的皇帝還要凶得多。
第二，因為要罵魯迅，所以連廚川白村也就倒了黴；因為要罵我，所以連《茶花女》一書也就打在“一類的東西”裏算賬。皇帝時代的誅連，“三族”也罷，“九族”也罷，總隻限於親族，此刻卻要連累到所譯的書，或所譯的書的作者。最好我們還是不譯書罷，因為我們譯了書而帶累原作者挨罵，未免罪過。
第三，我說的是“功是不肯用的”，這分明與肯用功而景況不能用功者無關。但是，人家偏沒有看見“肯”字，偏要說：“俺同情於那般要求知識而得不著知識的青年”，偏要說：“有多少青年已經衣不蔽體，饑不得食，這就是你所罵的青年們。”這就是“真天足”的青年們的辯論上的戰略！
而況，現在中國的環境，真已惡得絕對不能讀書了麼？這話我也有些懷疑。我隻覺得肯讀書的人，環境壞了，隻是少讀些便了，決不至於完全不讀；不肯讀書的人，環境壞時固然可以咒罵著環境而說不能讀，到環境好時可以讚詠著環境而說不必讀，真所謂：
春天不是讀書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蟲冬有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