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書包好過年。
與其這樣扭扭搦搦說出許多理由來，還不如蔣緝安先生大刀闊斧的說聲不要讀，倒還真有些青年的精神。
第四，現在的博士與大學教授兩個名詞，大約已經希臭不可當的了。所以，做文章稱別人為博士，為教授，也不失為一種武器。所可異者，博士和教授都是大學裏生產出來的。他一方麵在咒罵博士教授之要不得，一方麵又並不說大學之要不得，反在說“北京大學成了個什麼模樣”。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說話本來就是自由的！
第五，蔣緝安先生既已說了不要讀書，卻沒有替青年們的一本一本的文藝創作加上一條，但書，似乎是個小小的缺漏。因為，若說這一本一本的不是給人家讀的，請問出了有什麼用；若說是給人家讀的，讀的人就首先破了青年們的讀書戒，這不是進退兩難麼？
第六，蔣先生要我證明林肯之有偉大成績，由於多讀書。這當然是做不到的，因為林肯讀的書，的確不多。可惜蔣先生不讚成讀書，我不敢請他翻書；世間若有讚成讀書的“妄人”，隻須把《英國百科全書》第十六卷第七○三頁翻一翻，就可以看見林肯如何在困苦艱難之中要想讀書，他那時書本如何缺少，教員如何缺少——他那時的環境，才真可以說是沒法讀書的環境——而他到底因為要讀書的緣故，雖然讀得不多，終還讀了幾本，而且讀的很好。但是，“文藝家啊，不是書記官”，這種的事實也盡可以不管。
聽見說到林肯的名字，自然應當歡喜讚歎的。美國隻有一個林肯，已替全美國人吐氣不少。現在我國有了一群群一隊隊的林肯，加之以一群群一隊隊的尼采，這是何等值得恭喜的事啊！
第七，我七八年前名字是不是叫“伴”儂，似乎並不像洪荒以前的事一樣難考。第一次人家硬派我叫伴儂，我說：這是事實麼？不料他第二次還是橫一聲伴儂，豎一聲伴儂，而且說我已經承認了。在這一點小事上，也就可以看得出青年們在論辯上所用的特別方法。若說他頭腦不清，當然不是；許是喝了“萄葡酒”有點“微醺”罷。
第八，“《新青年》在中國思想史上曾占據了一個時期”這一句話，《新青年》同人萬萬當不起。看他把“紙冠”硬戴在人家頭上，而隨即襯托出自吹自打的文章來，技術何等高妙；可惜究竟不大樸素，不如把“真天足”的青年運動倒填年月，使“假天足”的人消滅於無形，這就分外有聲有色了。
夠了，“教訓”受夠了。
我這篇東西發表以後，憑他們再有什麼“教訓”，我一概敬謹領受。若是他們不用文字而用圖畫，如已經畫過的拉屎在人頭上及拉屎在書麵上之類，我也一概尊而重之，決不把它看作牆壁上所畫的烏龜，或所寫的“王三是我而［兒］子”。
［附言］
有許多人不滿意於我第二篇的《為免除誤會起見》，說我被他們一罵而害怕。其實我第二篇文章登出之後他們還在罵。如果我怕，為什麼不《再為免除誤會起見》《三為免除誤會起見》呢？我的意思，隻是恐怕感情話人家聽不進，不如平心靜氣說一說。平心靜氣說了，人家還是聽不進，那我還要說什麼？我不但要將第二篇文章取消，便連第一篇也要取消，因為對於這等人無話可說。“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我沒有孔老先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美德，所以最後隻能拿出我的“作揖主義”來了。
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