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二次曾經談及最初幾次添請同事的情形，在這裏麵可以看到當時的窘苦，也可以看到我們事業的逐漸發展，但是還有一點尤其重要的，是我們一開始就奠定了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我自從全權主持生活周刊社之後，始終堅決地不介紹自己的親戚，也可以說不用私人的任何關係而作為用人的標準。這也許有人要覺得矯枉過正，但是，為著掃除封建餘毒，寧嚴毋濫。這一點在我前幾次的敘述裏也可以看出的。這種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已成為本店在用人方麵的一種傳統的精神。我們的事業發展到了今天的規模，同人的數量較前增加了百餘倍，在人事問題上當然比較以前複雜一些，但是和其他機關比較一下，便知因私人的關係而傾軋排擠的惡習慣，可以說是沒有，在比較負重責的人從來也不因任何私人的關係而感到棘手：這都是由於這個傳統精神的作用。
除了極少數在社會上服務多年，在事業上已有昭著成績的人，我們依著事業的需要聘請進來之外，最大多數的同事都是經過考試手續的，一方麵根據業務上的實際需要，一方麵根據應考者的實際能力，加以公正的考慮。現在本店有許多得力的幹部，其學識能力都能超過任何受過國內外大學教育的人，都是由考取本店練習生升起來的。這種極可欣幸的現象，就是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的結果。因此我們這一群一心一德親密誠摯的同事，是人才的集團，是事業的共同目標所吸聚，而不是由於任何私人的關係而聚集的。這可以說是本店事業所以得到相當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七 第一件轟動的事情
日本強盜在“九一八”開始掠奪我國的東北國土，引起了我國全國愛國同胞的憤怒，霹靂一聲，坐鎮黑龍江的馬占山將軍奮起抗戰，嫩江戰役，震動了海內外同胞的心弦，生活周刊社也大聲疾呼，號召讀者為馬將軍和他所領導的民族戰士捐款，登高一呼，萬山響應。當時我們的辦公處已移到環龍路中華職業教育社新造大廈的底層，另辟獨立的門戶，進門二三步就有一個木製的櫃台橫著，櫃台上麵裝著一排矮欄，每日隨著東北馬將軍抗戰的緊張，門口擠滿了男女老幼的熱心讀者，數十成群，繼續不斷，爭伸著手把鈔票，洋鈿，角子，乃至銅板，紛紛交入，賣報的孩子與賣菜的鄉下老伯伯，都擠在裏麵慷慨捐輸，那種熱烈的情形，真使人永不能忘。我們僅僅十幾人的全體同事全體動員，收錢的收錢，記錄的記錄，打算盤的打算盤，大家忙得喘不過氣來，十多架算盤的的搭搭算到深夜二三點鍾，把姓名和數目趕著送到日報去登廣告，第二日全張四分之一的大廣告赫然顯露了。登廣告的錢是我們平日的熱心廣告戶應我們的請求而捐送的。這樣熱鬧了好幾天，捐款竟到十五萬餘元之多。當時不僅轟動了全滬，簡直轟動了全國！最有趣的是上海的全國總商會也在發起捐款，第一天也和我們同樣地在日報上登出捐款者姓名數目的廣告，但是第一天就不及我們的一大半，第二天更小，他們覺得不好意思，不再登報了！在踴躍捐輸的讀者中，有年僅二十歲左右的“粵東女子”獨將父母遺產全部二萬五千元捐給馬將軍抗戰，社會上都在紛紛揣測誰是這位“粵東女子”，她曾經親來見我一麵，但不願公布姓名。這是一件夠令人感動的義舉，她可說是擁護抗戰國策最早最力的一位女先鋒！ 一八 第二件轟動的事情
第二件轟動的事情是發生在“一二八”淞滬抗日之戰。這一戰役給予全國同胞的興奮，並不下於黑龍江嫩江一役。因此生活周刊社門口捐款的擁擠，其熱烈情形也不下於我們為馬占山將軍捐款的時候。不過為馬將軍捐款時，我們因遠在上海，隻須設法把款彙往黑龍江就行；這次戰役，卻近在上海，我們同時還參加了戰事後方的服務，根據戰士們的實際需要，幫同後方的機關采購種種需用品，押送到前線去，所以忙上加忙。同時因為我們的讀者對我們特別信任，我們辦公處裏的電話機上的鈴聲響個不斷，“喂！戰事有何新消息？”剛回答了一個，第二個又繼續地接上來。我們這號稱全體而實際隻有十幾個人的同事，不得不輪流在電話機旁服務，甚至在深夜還有許多讀者來“喂！”我們不但不以此為麻煩，而且感覺到深深的榮幸，很誠懇地很客氣地回答了每一個讀者在電話中的詢問。幸而我們不但有人參加了後方的服務，和軍事的後方機關有密切的接觸，而且戰地記者也有不少是我們的熟友，所以在戰事消息方麵的確有“獨到”之處，尚不辜負讀者對於我們的特殊信任。除在電話裏不斷地為讀者服務外，因為有許多讀者經過我們的門口時，往往都要彎進來問問最近的戰事消息。尤其是在下午以後沒有報看的時候，於是我們每天居然寫了幾次大張的“號外”，在門外專備的大木板上貼著，報告最近的軍事消息，在那裏你常常可以看到數千成群的讀者靜悄悄地仰著頭細細地看著。他們對於我們的“號外”的信任，超過對於任何日報的“號外”。在這樣鼓勵之下，我們同事盡管縮短睡眠，疲於奔命，但是精神上的愉快卻是無法形容的！ 一九 第三件轟動的事情
第三件轟動的事情就是《生活日報》的招股，招股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有何轟動之有？但是《生活日報》的招股卻有它的特殊的情形。首先，《生活日報》的發起是應許多讀者長時期中的要求，並不是由少數人憑空想辦的，所以一旦公布招股，便有著非常蓬勃的氣象，數千份招股章程放在門內櫃台上，幾乎瞬息精光！許多讀者因為信任《生活》周刊，都希望能有一個具有同樣精神的日報，都抱著滿腔熱誠來投股，所以在一月左右便達到十五萬元以上。十五萬元的數目似乎也並不足以驚人，但是你如果想到這是數元數十元湊集而成的，便可以想見這裏麵所包含的熱血肝膽，實在不是任何數目字所能測計的！我們沒有大股東，而股東的數量卻是幾千人，布滿著海內外的各角落！許多讀者都在十分殷切地盼望著這個日報的早日出現，我們也在勤勤懇懇地籌備著一切。今天接洽印刷機，明天研究健全的組織，後天討論報的格式與內容。那時我們的心情，真是好像在辦理什麼天大的喜事！但是正在蓬蓬勃勃之際，卻因“迫於環境”而不得不中途作罷，我自己也不得不出國。當時因為開辦遙遙無期，所以把已招得的股款完全發還，並且把存款於銀行所得的利息，也一並歸還給投股者。我們在經濟上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一毫不敢苟且隨便，但是不能如許多讀者多年的期望，創辦一個他們所想望的日報，這個歉忱是至今還深深地存在著。（後來在香港試辦的《生活日報》，是由本店單獨試辦的，詳情見拙著《經曆》書中。） 二○ 少不了的會計師
關於上幾次所說的幾件“轟動的事情”，都是有關於經濟的事情，也就是關於銀錢經手的事情，關於這方麵，本店有一個特點，就是必須請會計師查帳，出證明書。除《生活日報》的股款本息全部歸還外，為馬將軍捐的款，為十九路軍捐的款，都經過上海潘序倫會計師查帳證明無誤。我們都根據會計師的證明登報宣布及印發征信錄。我們認為這個手續非常必要的。這不但是本店保持讀者的信任所必要的手續，而且即我個人也受其賜，因為後來有人企圖破壞我在社會上的信譽，公開用文字誣蔑，說我把替馬將軍捐的巨款私吞下來，用來辦書店，並用為出國的費用，但是我不怕，因為我們再把會計師的證明書製銅版在報上公布，什麼陰謀都無所施其伎倆。
不但關於上述的幾件事而已，自從本店開辦以來，每年度的收支，都請會計師查帳出證明書，即在抗戰以來的帳目，雖因遷徙無定，未能早查，但最近也逐一由會計師清查了。少不了的會計師，他是我們在經濟上絕對誠實的證人。我們向來是要請教他的。我們對同事向來是經濟公開的，最重要的就是有會計師的查帳和證明書。我們的事業是由艱苦中產生出來的，我們的同事所以能在很艱苦的情況中共甘苦，共同奮鬥，固然是由於有著為進步文化而努力的共同目標，同時也因為我們大家都是靠工作取得生活費，沒有不勞而獲的分子，並因為我們的經濟公開，偶有一部分的贏餘，也是用到發展事業的上麵去。甚至因為曆年的資金不夠，應分的一些股息和一些紅利，都一古腦兒用作事業的維持費和發展費，大家並無怨言，也是由於請教了少不了的會計師！ 二一 長足的發展
我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間出國，但是本店在我出國後，由於諸位同事的努力，在我出國後的第二年間，不但不衰落，而且有著長足的發展。伯昕先生的辛勤支撐，勞怨不辭；諸同事的同心協力，積極工作，愈之先生的熱心讚助，策劃周詳，以及雲程仲實諸先生的加入共同努力，為本店發展史上造成最燦爛的一頁。試舉其犖犖大端：（一）雜誌種類大增，有《文學》，《世界知識》，《婦女生活》，《太白》，《譯文》，《生活教育》等等，都是風行一時，萬人爭誦，雜誌訂戶亦隨著突飛猛進。（二）本版書大增加，我們最初是以經售外版書為大宗，這時自己也有了編印本版書的計劃。（三）郵購戶大增。（四）創製全國出版物聯合廣告，首創十大銀行免費彙款，以便讀者訂購書報。（五）同事人數由二十人左右突增至六七十人。（六）租賃四馬路店址，並在該屋三樓之上自建四樓。
《生活》周刊雖因文字獲罪而停辦，但由杜重遠先生接下去創辦《新生》周刊，由寒鬆先生相助，內容精彩，風行海內外，成為一支銳不可當的生力軍。中間雖因文字觸怒了日本強盜，不幸夭折，但是由此更暴露了日寇對中國的橫蠻，引起了全中國的愛國同胞的憤慨，引起了全世界同情中國人士的正義感，實為我國後來神聖抗戰奠下了一塊基石。
我於民國二十四年八月間回國，我下船後第一件事是眼眶裏含著熱淚奔往獄裏去慰問杜先生，隨後跑到四馬路本店裏，和每一位同事親切的握手，出國時隻有十幾位同事，回國時竟看到六七十位同事，握手就握了不少時候！我在那短短的半天裏，真是悲喜交集！ 二二 驚風駭浪中邁進
我回國後，又請到文壇大將金仲華先生加入本店，是本店的一大幸事。但此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暴行，已日逼日緊，全國的愛國怒潮正在日趨澎湃之中。這是當時整個中國的危殆局勢，但是在本店的小範圍內也有一件萬分焦慮的事，就是伯昕先生因勞苦過度，肺病甚危，我奔到他家裏去看他的時候，他已不能行動，上氣不接下氣的激烈地喘著，那真是不得了！他在這樣危殆的情況中，還念念不忘店事，還不肯拋棄一切去養病。我極力勸他暫時往莫幹山靜養，他堅持不肯。我想除了強製執行外，沒有其他辦法，特請張銘寶先生（雪嶺同事的老兄，原在交通印製所任事，此時在兩路局任事，也是本店的一位熱心老友）代為布置一切，第二日把伯昕先生“押解”上山！強迫養到年底，他居然完全恢複了健康。這個小波瀾總算安穩渡過了。
但是大波瀾卻在繼續增高中。為著推進救國運動，在這時期，我們辦了每期銷數量多時達二十萬份的《大眾生活》，承辦了促成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生活日報》。二十六年“八一三”神聖抗戰爆發，本店為著努力抗戰文化起見，許多同事不得不分配到內地各重要據點去工作。我們因限於資金，各位同事隻是以數百元作為一個新據點的開辦費，號稱經理，實同士兵，在沒有旅館可住的地方，初到時往往即在碼頭上露宿一宵！有一次有位“經理”因船擠被擠下水，幸而得救。這種苦楚的生涯，隻有我們同人自己知道的。即在上海將分散到內地去的時候，計劃已定，而盤費無著。（一時沒有現款）還是臨時靠伯昕先生設法做了一筆紙生意，出於意外地賺了三千塊錢，才把這個難題勉強解決。我們這樣艱苦創造的事業，還有人疑心我們的“經濟來源”，冤乎不冤！
如有天理，本店是應該永久存在的，本店史話當然非目前所能終了，但是抗戰開始以後的情形，為時較近，知道的多，不必就說，至於將來永續不斷的店史，卻有待於可畏的後生，區區談到這裏，要同諸君告別了。
二十九，四，十七晚，十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