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還有一位朋友非常熱心幫助我們，現在也是我們的得力幹部之一，那就是當時尚在交通印刷所中任事的陳錫麟，就是現在的陳雪嶺同事。當時因為《生活》周刊的銷數很大，我們是交通印刷所的一個主要的主顧。雪嶺當時還是一個小弟弟，對我們的事業非常熱誠，我對排樣及校對非常疙瘩，一不對就要親往印刷所辦交涉，他對我們的事情非常熱心招呼，誠懇可感，我心裏已把他當為我們自己的一位同事看。 九 怎樣擴充起來
我上次同諸位談及《生活》周刊第一個時期中（自民國十四年至十八年）第一批同事的增加。第二個時期是自民國十八年由單張擴充到本子的時候。《生活》周刊改為本子之後，內容更充實，銷數突增至八萬份，隨即增至十二萬份，後來竟增至十五萬份以上，為中國雜誌界開一新紀元，所以就本店的事業說，可以算是劃一新時代。
擴充要有錢，也就是現在大家所常談起的所謂資金。可是當時我們兩手空空，怎樣擴充起來呢？許多讀者寫信來要求改成本子，我們向來是非常重視讀者意見的，我和伯昕先生下決心改成本子，但是錢這東西卻不是可由我們下一決心就能到手的。伯昕先生常常在算盤上打來打去，我常常和他商量又商量，我們的“決議”是隻有自己設法的一條路走（當時“自力更生”這個名詞還未時髦）。一麵推廣銷路，一麵設法大拉廣告。伯昕先生每天夾著一個黑色皮包，裏麵藏著不少宣傳的印刷品（這都是他一手包辦的），他不但有十二萬分的熱誠，而且還有一副藝術家的本領，把宣傳材料做得怪美麗，怪動人，東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著“蘇張之舌”，盡遊說慫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負苦心人”，廣告居然一天多一天。我們看到沒有一家報上不登“韋廉氏醫生”的紅色補丸，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補品東西，我們也轉著它的念頭，想向他們拉一個廣告來“補”一下！這是洋人辦的賣藥公司，因為我懂得幾句洋話，於是由我出馬，跑到江西路那家“洋行”裏去闖它一下。事情雖然成功，經過卻頗費周折，詳情如何，又要請諸位且聽下回分解。 一○ 拉洋廣告
我上次答應諸位，要繼續談一談拉洋廣告的事情。諸位如有人看過拙著《經曆》，也許記得申報經理張竹平先生在我剛從學校出來之後，很有意要把我練成一個英文廣告員，也就是要去拉英文廣告，因此他曾經把一些訣竅告訴了我。第一是要不怕難為情，第二是要不怕麻煩，第三……甚至說拉廣告時要有不怕被人趕出來的決心！我這次出馬往韋廉氏去替《生活》周刊拉廣告，雖未準備被人趕出來還賴在那裏，但卻預先存有不怕難為情，不怕麻煩的態度去。
該行的總經理聽我嚕嚕蘇蘇說明了一大頓後，他叫一個中國買辦來問一下，你想他說什麼，我暗中真想打他一個耳光，他說這個報銷路雖好，但是一個小報（洋話叫做蚊蟲報）！他這樣拖一句，幾乎破壞了我的好事。他滾出之後，我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這位洋經理說回來，由他介紹一位洋人經理接下去談具體條件。商人講價錢是要不怕麻煩的，我因為得到他們總經理的允登，更大膽地和他們這位洋經理作膠著戰，首尾去了二小時，居然把洋合同訂好！每期登全頁四分之一的“大”廣告！
我走出這家洋行的時候，正落著傾盆大雨，大得異乎尋常，但是我邊走邊對自己發笑：拉到了大廣告，真不在乎什麼大雨！我出了大門，跨上了一輛黃包車，不料那輛黃包車的篷布破爛不堪，的的㳠㳠，淋得我滿身透濕，從頭發淋漓盡致到腳底，可是我跳進我們那個小小過街樓時，笑嘻嘻地告訴徐先生說：“洋廣告拉到了！” 一一 大拉廣告與自力更生
我上次談起拉洋廣告的事情，雖是在胚胎中的本店的艱苦奮鬥史中的一個小小的插話，不過這隻是偶然的一件事，真正為我們大拉廣告的還是伯昕先生。現在有些外人不明白本店曆史的——尤其是奮鬥史——，往往把尋常的商店必須相當資金才開起來的事實，來對我們作不合理的懷疑，其實我們的發展的確是靠我們的“自力更生”，這當然是靠全體同人的努力，但在篳路藍縷，基礎更為薄弱的時期，伯昕先生聚精會神，為本店努力開源的艱辛，實在值得我們永久的敬念。他當時替薄薄的一本《生活》周刊所拉的廣告，每期所登在五六十家以上，而且像煞有介事，限製非常的嚴，略有跡近妨礙道德的廣告不登，略有跡近招搖的廣告不登，花柳病藥的廣告不登，跡近滑頭醫生的廣告不登，有國貨代用品的外國貨廣告不登，這樣不登，那樣不登，但是一方麵由於銷數的增加，一方麵由於伯昕先生的手段高明，廣告仍然大大地發達起來，引起上海整個廣告界的震驚。在上海報界做廣告業務的，往往最初替報館工作，等到發達，總是宣告獨立自辦廣告公司，大發其財。我曾在上海幾家報館裏做過事，親見有幾個廣告界“大亨”，都是這樣出身，因為廣告的“康蜜花”實在是再“甜蜜”不過了，而且廣告界做生意，往往講交情（即對拉廣告者），不注重機關，這也是給個人發財的一個鼓勵，所以廣告做熟了，做得發財了，總是要撇開公家而走上個人藉此發財的道路。但是伯昕先生始終沒有絲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終涓滴歸公，使本店在奠定最初的基礎上得到一個有力的臂助，這在本店的功績，是永遠不朽的。大拉廣告的妙用還不止此，請待下次補充。 一二 廣告的廣大聯係
拉廣告似乎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其效用似乎也很簡單，多拉幾家廣告，好像隻是替本店胚胎時期多收入幾個錢就完了。其實不然，因為伯昕先生的作風，即在拉廣告之中，也替本店廣結善緣，替本店創造了無量的同情和友誼！他完全用服務的精神，為登廣告的人家設計，我從前已經說過，他是具有相當的藝術修養的，獨出心裁替登廣告的人家作義務設計，做得人家看了心滿意足，欽佩之至。不但把它登在我們的刊物上，而且在別處的廣告（登在各日報上的廣告）也用著同樣的底稿，每次總是迫切地期待著我們的設計。因此我們的廣告多一家，便好像多結交一位朋友，他們對於我們的服務精神，都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平日固然繼續不斷地登著長期的廣告，遇著要出特號，需要增加廣告的時候，隻要伯昕先生夾著一個大皮包，在各處巡回奔跑一番，便“滿載而歸”。在那個時候，我們的經濟基礎是異常薄弱的，要請一位同事設計廣告，是絕對不可思議的事情，幸虧有了多才多藝的伯昕先生，簡直“出將入相”，出門可以到處奔走拉廣告，入門可以坐下來製圖繪畫，替各種各類的商家貨物寫有聲有色的說明！他如果隻為著自己個人打算，撇開我們這個艱苦的崗位去替自己開個廣告公司，至少他是一個小小的財主了，但是他的滿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經濟基礎上麵去；為了集體的文化事業，忘記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但是我們如果放大眼光，為國家民族的文化著想，為一個文化機關培植基礎，比個人成功一個財主，兩相比較，其貢獻於社會乃至人類孰大，卻無須我們解釋而已可瞭然的。 一三 賺錢幹什麼？
要把單張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錢；要開展事業，要有錢；要增加同事以分任過忙的工作，也要錢，所以我們天天想嫌錢，大拉廣告也是賺錢之一道。
賺錢幹什麼？全是為著事業。我當時和伯昕先生憨頭憨腦地立下一個心願，就是把所有賺來的錢，統統用到事業上麵去。屢次增加篇幅，出特刊，一個錢的價格不加。刊物內容要有精彩，稿費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錢一千字的稿費，後來由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八元，乃至十元！（較多的是海外寄來的通訊，因為洋麵包特別貴，非重費難得好稿。）在當時，全國刊物中所送稿費最大的是推《生活》周刊了。這種種開銷的錢從那裏來的呢？都是我們從營業上賺來的。我們拚命賺錢，拚命用錢，但是賺錢卻堅守著合理正當的途徑，決不賺“不義之財”，例如拉廣告是賺錢之一道，但是登廣告的條件卻非常嚴格，（這在以前已說及）不肯為著老孔（指孔方兄，勿誤會！）而有絲毫的遷就。用錢也不是浪費用，卻是很認真地用到事業上麵去。
說到這一點，我們不得不對中華職教社的幾位前輩先生——黃江楊三位先生——致最崇高的敬禮，在民國二十二年以前，生活周刊還未獨立以前，還是附屬於職教社的；當時雖已會計獨立，但在事實上還是歸職教社管理的。職教社是靠捐款辦職業教育的，經濟原不充裕，而且是常在拮據之中，可是他們重視這一部分的事業，從來沒有把我們所賺的錢移作別用，卻聽任我們把所賺的錢完全用到本身事業上去。 一四 第二批的老同事
我曾經說過，民國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四年間，可以說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一個時期，到民國十八年《生活》周刊由單張改成單本的時候起，可以說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二個時期的開始，因為從那時起，《生活》周刊的銷數突增至每期十二萬份以上，一切都隨著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民國十九年附設了一個“書報代辦部”，嚴長衍同事就是專被請來主持這件事的，因為這方麵業務逐漸擴大，人手太不夠了，伯昕先生早就常常說起非添一個同事不可，他在跑廣告及在外麵與同業接洽業務的時候，就時常留意相當的人材，不久便把嚴長衍請來了，他對於書業是富有經驗的，我們得到這樣一位同事襄助，真是歡天喜地。到了民國二十年，寒鬆同事也來參加我們的事業了。現在大家喜稱他為“老艾”，“老艾”和我們的事業發生關係的緣起，追想起來也是怪有趣的。他原是我們的一位熱心讀者，他在複旦大學剛畢業的時候，以讀者的姿態寫一封長信給我：討論當時所感到的關於青年和國事的問題。我看了覺得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趕緊複一封信寄到複旦大學去請他麵談，可是被郵局退回，說並無此人。他在那封信裏怪作劇，署的不是真名卻是何某某（後兩字我記不起來了），我當時以為真名，遇著複旦大學來的朋友就探問何某某，都說不知道。我雖常常想起他，但以為他已不在人間！我後來把他的那封信略加刪改之後，並略加附語，登在《生活》周刊上。據他後來告訴我說，他有一天在馬路上和幾位朋友正在大兜圈子，偶在報攤上看到，知道我要看他，便飛跑地來看我。看後情形如何，留在下次再談。 一五 請不起三十元一月的總務主任
我在上次談起寒鬆是於民國二十年加入我們這一群的。但是這件事卻不很簡單，《生活》周刊在民國十八年由單張改成單本之後，雖已踏上了更向前發展的第二個時期，羽毛似乎較前略豐了，但是仍然是很窘苦的。我們當時雖很想正式請老艾加入，可是經濟力量不夠，還是力不從心。這並不是因為老艾在物質上提出了什麼高的要求，一點沒有，因為他是完全以熱烈的同情心來想加入共同努力的。他當時也隻需要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費就夠了，可是說來慚愧，我們再三考慮，依據當時“總的經濟”，還是無法決定。於無辦法之中想出一個辦法，我和他商定每期由他替《生活》周刊寫一篇關於青年修養的文章，把稿費湊成三十元左右，同時在辦公室裏加一張辦公桌，請他來辦公！這似乎太難為了他，但是他並不計較，很誠懇地替我們努力。他原號滌塵，在第一篇文章上叫我替他取個筆名，我就隨意代取寒鬆兩個字，這就是寒鬆之由來。他又很虛心，有時我覺得他的文章需要重寫，他就重寫，三寫他就三寫！以這樣菲薄的待遇，在工作上又這樣苛求，而老艾總是誠誠懇懇地幫助我們，這真不愧是一顆“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的“寒鬆”了！我們當時本想請他擔任在我們算是破天荒的總務主任（以前沒有），但是月送三十隻大洋，還要以稿費補充，還要說什麼主任不主任，實在說不出口，所以並沒有對他說出什麼名義，他也不知道什麼名義，隻是熱心幫我們工作就是了。我還記得我們寥寥幾個人擠在一個小小房間裏開什麼“業務會議”，圍坐在一個極小圓桌的周圍，真做到了“促膝”的程度，在這裏麵你也可以看到兩目炯炯光著頭的老艾，一腔熱誠在他怪慢的一字一句都下著重音的話語裏表現出來。 一六 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