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生活史話 一 生活書店的前身
生活書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生活》周刊是民國十四年十月由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當時職教社的主任是黃任之先生，副主任是楊衛玉先生，我以半天時間在該社擔任編輯股主任，主持該社出版的《教育與職業》月刊，譯著職業教育叢書，及編著英文年刊。大家鑒於《教育與職業》月刊要每一個月才刊行一次，而且是偏於研究職業教育理論的比較學術性的刊物，於是想再出版一種周刊，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專門用來宣傳職業教育及職業指導的消息和簡要的言論。我記得在一天由黃先生做主席的社務會議上（等於我們現在的業務會議或店務會議，每星期開一次），大家對這個問題加以討論，結果決定辦。接著大家即在會議席上想一個好的報名，你提一個，他提一個，經過相當的討論後，終於采用了楊衛玉先生所提出的“生活”兩個字。主筆呢？原來應該由編輯股主任擔任，但因為我太忙，所以公推新由美國學成回國的王誌莘先生擔任，每月送他薪水四十隻大洋，其餘的文章由職教社同人幫忙，發行的事情由當時還在職教社做練習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生活”兩個字是由黃先生一揮而就的，也就是現在數十萬讀者所麵熟的寫得強勁的典型的“生活”兩個字。最有趣的是後來辦《生活日報》，請黃先生在日報兩字之上，另寫兩個同樣的字，他寫來寫去不像，還是靠有藝術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樣仿著寫出。
生活書店的前身——生活周刊社——便這樣在距今十四年前簡簡單單地呱呱墮地了。 二 空手起家的《生活》周刊
生活書店的前身——《生活》周刊——可以說是空手起家的。這當然不是說毫無憑藉，無中生有，例如創辦的時候，雖隻有主筆王誌莘先生有數十元的薪水，其餘的像徐先生和我隻是幫忙，但是我們都是中華職教社的職員，所以也可以說《生活》周刊是揩著職教社的一部分的油起家的。可是它是苦出身，並沒有一定的資金開頭，卻是事實，所以說它是空手起家，也未嚐完全沒有理由。
王誌莘先生在美國學的是銀行學，所以他主編了一年，就脫離去做銀行家去了。我掮的是編輯股主任的名義，所以他走了之後，這副擔子就拋在我的肩上。這個“棄兒”在第一年中並看不出它有什麼大的前途，因為職業教育和職業指導在有些人看來似乎並不怎樣一般化民眾化，訂戶當然說不到，報販也不起勁。有一次遇著運動場開運動會，由一位茶博士帶了一大堆立在門口分送，——在當時是不敢想到賣得出的。印的數量雖有一千餘份，最大部都隻是分贈給職教社的社員。誰想得到在中國文化界受到千百萬讀者歡迎的“生活書店”，它是在這樣慘淡的情景中生長起來的！我應該老實說，我自己在當時也沒有看出這個“棄兒”有什麼遠大的前程，隻是因為它是一個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憐的“棄兒”，我義不容辭地把它收容下來！可是我既把它收容了下來，卻也不忍薄待它，下次我將要告訴諸位它是怎樣生活起來的。 三 光杆編輯
《生活》周刊既是空手起家，它的編輯隻配做光杆編輯，是一種很合於邏輯的現象。職教社的幾位先生，原來是可以幫忙寫點文章的，但是因為他們各忙於原有的職務，所以慢慢地少起來，要向外征文嗎？一文錢稿費沒有，刊物的銷路又很小，都是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結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長長短短的，莊的諧的，都由光杆編輯包辦，並不是他歡喜這樣做，卻是因為出於萬不得已。但是這光杆編輯不幹則已，既然幹了，卻不願消極，卻不願怨天尤人，存著不高興或拆爛汙的心理。他模仿了孫悟空先生搖身一變的把戲，取了十來個不同的筆名，每個筆名派它一個特殊的任務。例如一個叫因公，專做闡揚三民主義及中山先生遺教的文章，對“總理遺教”下一番研究工夫是他的任務。有一個叫心水，他的任務是擺出道學的麵孔，專做修養的文章。有一個叫落霞，他的任務是譯述世界名人傳記或軼事。有一個叫孤峰，有一個叫秋月，有一個叫……分任各種各類的短篇文字。這樣一來，在光杆編輯主持下的這個“編輯部”，似乎人材濟濟，應有盡有！僅僅有了許多筆名是不會憑空生產出文章的，那時沒有聽到什麼“資料室”的名詞，補救的辦法是光杆編輯采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盤街和四川路一帶跑，在那一帶的中西書店裏東奔西竄，東翻西閱，利用現成的“資料室”，有些西文雜誌實在太貴，隻得看後記個大概，請腦袋偏勞，有的也酌量買一點。奔回“編輯部”後，便怪頭怪腦地分配各位“編輯”的工作！ 四 四毛錢一千字的特約撰述
上次所談的“光杆編輯部”，做文章絕對沒有稿費，那是不消說的。但是窮光蛋的野心卻不小，想到頗有敦聘特約撰述的必要，我們敦聘到的第一位特約撰述是畢雲程先生。既是特約撰述，照理應該致送薄酬，藉表謝意，於是經過再三慎重的考慮，每千字敬送名符其薄的稿費四毛錢！畢先生熱心之至，每次得到“靈感”，寫好一篇大作之後，就親自乘著黃包車送來，來往車費恐怕總是超出全篇稿費，可是他卻樂此不倦，一則因為他很敬重我們的苦中樂幹的精神，二則因為《生活》周刊的讀者群已在擴大，他的卓見有許多人看到。
可憐的“棄兒”已漸露頭角了，不到二年，銷數由二千餘份突增到二萬份以上，膽子越弄越大，不但有了國內的特約撰述，而且有了國外的特約的通訊，最初兩位是在日本的徐玉文女士，和在美國的李公樸先生。徐女士文筆順潔婉達，簡直可以一字不改，李先生寫得多而雜，但略經刪除潤飾，亦斐然可觀。他們兩位有個共同的優點，就是寫得非常的勤，源源不斷地來，同時光杆編輯和他們也經常有密切的通信，深深地感謝他們，熱烈地鼓勵他們。當時國外的通訊稿費是每千字大洋一隻，這也算薄得可以了，可是在“光杆編輯部”已是出了滿身大汗，不能想象有再高的酬謝了！
越弄越有勁兒，不但由國內四毛錢的特約撰述，發展到國外一隻洋的特約通訊，而且還有漫畫！由徐伯昕先生筆名吟秋的“免費”漫畫到倪綗賢先生五毛錢的特約漫畫，可算是應有盡有了！ 五 光杆編輯兼光杆書記
《生活》周刊漸漸“繁榮”之後，最感覺得顯著的象征是讀者來信也漸漸地增多。當時，“生活周刊社”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一個附屬機關，總的責任在名義上皆由職教社的副主任楊衛玉先生擔負，但是因為他原有的事情已經夠忙，所以所謂“生活周刊社”的內部事情，在實際上最初就隻是兩個半的同事幹著。除光杆編輯算一個外，還有一個是徐伯昕先生，還有半個是孫夢旦先生（他有一部分時間還兼任職教社的事情）。讀者的信件多了，光杆編輯不得不兼任光杆書記，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複信，自己謄寫複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開交，但也樂得不亦樂乎。因為做編輯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看讀者的來信，盡自己的心力，替讀者解決或商討種種問題。把讀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與讀者的悲歡離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當然，光杆編輯不是萬能，遇有必要的時候，還須代為請教專家，拿筆之外，還須跑腿，講到讀者來信的內容，真是形形色色，無所不有，有的因為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細問那一個產科醫生好，這還容易效勞；有的因為肚子大了要打胎，那就負不起那樣大的法律上的責任了。有一次我寫了三千餘字的一封複信，說服了一個做未婚夫而萬端多疑的青年，終於玉成了他們一對快樂的小夫妻，他們於欣慰之餘寫信來說要把《生活》周刊作為他們快樂家庭的永遠讀物。有許多事，編輯當然有嚴守秘密的責任。這種對讀者的盡心竭智的服務是“生活精神”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生活書店最重要的基礎。此時隻是萌芽，至於後來怎樣擴大起來，且聽下回分解。 六 生活與服務
服務是“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說是“生活書店”的奠基石，它在《生活》周刊時代就已萌芽了。最初的表現是盡心竭力答複廣大讀者的來信，當時我們答複的熱情不遜於寫情書，一點不肯馬虎，鞠躬盡瘁，寫而後已！最盛的時候，有四位同事專門擔任拆信與抄信的事情。讀者和我們真做成了好朋友，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們商量，在海外的僑胞和在內地的同胞，還時常寄錢來托我們買東西，買鞋子，買衣料，都在“義不容辭”之列，這當然需要跑腿，選擇，包寄，買得不十分對還要包換：麻煩雖是麻煩，但是寥寥幾個同事卻沒有絲毫煩躁或不高興的意識，簡直跑得愉快，麻煩得愉快！他們為什麼不信托別人而卻那樣信托我們呢？這是本刊在讀者中所建立的信任心。所代買的東西之中，書報占最大部分，其初我們隻是由同事兼帶照料，後來愈來愈多，兼帶不了，於是才於民國十九年設立“書報代辦部”，對讀者還是純盡義務，不過與同行立有合同，用特殊批發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該部一部分的開銷。最初主持書報代辦部的是嚴長衍同事。這“書報代辦部”是附屬於“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書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產生完全是“服務”做它的產婦，服務成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這不是憑著口說說的，是的確有著它的可寶貴的曆史。
“生活書店”的發達，當然有許多主觀和客觀的條件，但是服務精神，鞠躬盡瘁的服務精神，在千百萬讀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的種子，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這是我們所應永遠記取，發揚光大的。 七 《生活》周刊的發展
竭忠盡智的服務精神，是“生活精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萌芽，在上次已經談到。這種服務是隨著《生活》周刊的發展而發展的。但在繼續敘述這種服務的發展情形以前，不得不回轉來先談談《生活》周刊的發展。《生活》周刊是創辦於民國十四年十月，我的正式接辦是在十五年十月，最初隻是一單張，慢慢兒擴展到一張半，至十八年五卷起，才擴展到本子的格式。本子格式可算是《生活》周刊的一個新紀元，在這新紀元以前的三年（自十五年至十八年）間可另成一個時期。《生活》周刊在三年間從二千餘份增加到四萬餘份，它的聲譽，一天天隆盛起來，讀者群一天天廣大起來。在上海辦報，一般的說來，在報紙本身是要賺錢的，全靠廣告來彌補。我們的這個小小周刊幸虧非常節省，勉強支持，但是要發展卻非另有籌款辦法不可，職教社籌措教育經費已經感到焦頭爛額，絕對沒有餘力顧到，唯一辦法隻有“自力更生”！由一張加到一張半，不是一想就辦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麵充實內容，推廣銷路，一方麵努力拉廣告，經了好久時間，才把這個願望實現。要由一張半加到本子格式，不但要增加篇幅，而且還要加上訂工，是個更大的難關，更不是一想就辦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麵更充實內容，更推廣銷路，一方麵更努力拉廣告，又經了好久時間，才把這個願望實現。此中甘苦，饒有趣味，趣味何在，請看下回。 八 第一批同事的增加
《生活》周刊自民國十八年的第五卷起才勉力印成本子的格式，在本子格式以前是單張的（由一張加到一張半），我把這單張時期稱為《生活》周刊的第一個時期。自十五年至十七年，這一年間是由二個半人勉力辦著，到十七年的十月，黃寶珣女士是加入的第一人。黃女士的加入可說是頗為偶然的，因為我向來辦事業，策勵自己的有一件事，便是不用自己的親戚，黃女士與我有內親的關係，原來是不會加入的。但是當時本社還是由職教社副主任楊衛玉先生主持，用人之權是屬於他的，所以是由他請進來的，我事前並未參與。那時經濟當然非常困難，她算是起碼職員，每月大洋十八元，膳宿自備。當年十一月，第二位加入的是一位十三四歲的矮胖胖怪結實的小弟弟，名叫陳鳳芳，就是現在得力幹部之一的陳其襄同事。他的來源頗有趣。《生活》周刊隨處都遇著好朋友，他的叔父做郵差，常常為我們送遞郵信，是我們的讀者，也成了我們的朋友。他說有個侄子很好，約來一見，大家讚成，成了本店練習生的開山鼻祖！這時，原來的半個人也成為一個人，我們一共有了五位同事。擁擠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四四二號的一個過街樓上一個小房間裏，擠擠（不是濟濟）一堂，怪熱鬧似的。除五位同事外，還有二個社工，是職教社的社工兼做幫幫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