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我們要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不但要傾全國的力量來抗戰圖存，同時也要運用國際上有利於我們的這個目的的各種力量。全世界弱小民族和我們是有著共同的利害，這是很顯然而無須多所說明的。此外我們在這搶救民族一線生機的最危迫的時候，所要切實注意的，是我們要集中一切實力對付民族最大敵人的侵略，同時對於其他各國當極力維持乃至增進友誼的關係。例如英美法蘇聯等等，隻須他們同情於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此時要集中火力於對付瘋狂地要斷絕我們民族生命的那一個唯一的侵略國。我們對於其他各國都要建立友誼的關係。講到在遠東國土毗連，蘇聯尤其和我國有著共同利害的關係。為甚麼呢？日本要進攻蘇聯。必須先滅亡中國；日本若滅亡中國，對蘇聯的進攻當然有更嚴重的威脅。所以從實際環境的共同利害上說來，蘇聯可以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過程中的一個友軍，一個國際上的好友。當然，我們同時也不要忽視了英美法等國的友誼關係。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因為我們決沒有陷害他國的野心，隻是要搶救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所托命的國家生命，隻須我們能聯合團結起來自救，必然地會得到國際同情的。
我們當盡量運用全國英勇悲壯的共赴國難的一切力量，全世界對我們為正義而艱苦奮鬥的同情的力量，把中華民族從慘痛的陷阱中救出來！ 學生救亡運動的缺點
我從上海回到南方來，第一個我覺得愉快的印象，是貴報的猛進，當然，我們希望“生活”由大眾來推進到最高的階段。所以，我也很想給貴刊寫一些稿子，現在想先談談我所親曆的關於學生救亡運動的缺點，希望你指教。
這裏所說的情形是指我在的這個中學，但其他的中學，在救亡運動中，還是推這個中學做中學校的領袖。在半年前，這中學的一千多個學生在嚴重的國難底下，如洶湧的濤水一樣的汜濫著，由這個中學的救亡運動而增強了全市的救亡運動，這是無論如何都保留著學生界的光榮的。而過去的最有能力的六七個學生，是主持全校的學生運動的人物，這些都是屬於有學問成績的，所以很能夠號召一般低級的同學，就是得到群眾的信仰，所以大有一動即發的可能性，雖然沒有達到嚴密的組織的程度，但是已使學校當局無法應付。後來，這些進步的領袖人物被學校當局逼走，進步的領袖人物一走，繼之而起的人又沒有號召力，所得的結果就大大的遜色了。
這裏，我願意略略地把半年來這中學的救亡運動的缺點寫出來。
（一）領袖人物的學識不夠——在過去，還有幾個是有學問的領袖人物，所以得到一般群眾的信仰，現在，起而繼之者卻是平日學業不好的球員之類。本來這並非問題，而成問題的是這些出來做領袖的學生的行動過於神秘，不作公開討論，而自願與有學業的同學隔膜。不但如此，因為自己找一條孤立的路而致同學不滿，所以，這些自認為領袖人物者又指不參與合作者為漢奸，勢必致學生運動瀕於破裂。不過，所幸者，同學們多有為救國而犧牲的精神，在緊張時亦拋棄成見而成為一種偉大運動。
（二）不了解聯合戰線——領袖人物既無基底的訓練，對救亡的理論也沒有什麼研究，而卻以領袖欲破壞救亡的前途。他們不敢公開反對聯合陣線的方策，而卻以個人的意見，黨派的成見，以至發生種種的隔膜。
（三）不應以明顯的黨派作為號召。一些救亡分子亦有參加市上的聯合救亡運動，但一切行動犯了關門主義的流弊，以致失去同學的信仰。以為此類分子另有色彩，不足信仰。他們忽略了聯合戰線的策略，以致一切行為及政策，都帶有秘密性，這是最大的錯誤。
（四）沒有組織——領袖人物沒有建立鞏固的組織，事實上是這樣，一般群眾還是缺少理智的，偏於感情的，做領袖者不造成個廣大的組織，以致分散力量。
（五）領袖人物膽力不夠——凡做救亡運動者，第一要訓練成為一個勇敢的先鋒，到了最危急的時候也不應該害怕，顯然，在這兒的救亡運動中有這個毛病。
（六）不應以反對會考為號召策略——這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會考雖對救亡運動有阻礙，而這已成為一種習慣，一種普通人所知道的生活，我們在救亡運動中，不應去做過分的要求，也不應使破壞救亡運動者有所藉口，因為，真正的救亡運動不是在於會考不會考，這會考問題不過是社會問題下的小問題，因為救亡領袖是球員及平日學業成績低劣者，如提出這口號，不過使人藉口說是“自私”，而有破壞民眾心理的可能性。
季峰六月廿日，廣州。
季峰先生注重“正確的自我批評”，這個態度是非常對的。我們所以能在實踐中學習，用實踐來了解理論，用實踐來充實理論，都全靠“正確的自我批評”。
季峰先生所提出的六點，都和“領袖人物”結不解緣。我們以為學生的領袖是從學生裏麵產生出來的，他的重要任務是能代表學生群眾的真正意誌，用他的比較優越的學識經驗和能力，領導著群眾向著共同的目標邁進。倘若他不能代表學生群眾的真正意誌，或沒有比較優越的學識經驗和能力來執行他的任務，便失卻他的領袖效能，學生群眾應該另選一個可以勝任的來代替他。在季峰先生所指的那個學校裏，學生領袖是用怎樣的手續產生出來的，我們不得而知。依普通的情形說，大概都是由學生群眾選舉出來的。當然，在選舉的手續裏麵，還有禦用的選舉和真正能表示學生群眾公意的選舉之區別。倘若有前者的不幸現象，卻也無須失望，因為無論何種運動，都是在種種矛盾中進展著，我們原來就要準備著和種種困難抗鬥。想法克服種種困難。克服困難的最重要的一點，是要運用廣大的群眾製裁力（在一個學校裏便是包括最大多數的同學），突出分化和搗亂分子的重圍。
領袖的最大的任務是要能根據群眾的真正意誌，領導群眾共同努力。任何運動都不是幾個光幹的領袖所能包辦成功的；脫離了群眾的光幹，根本已失掉領袖的資格。領袖是要和領導的群眾共同幹的。季峰先生所說的領袖，顯然是已脫離了群眾的領袖，也就是不成其為領袖了！“不足信任”的領袖，隻有改換之一法。也許季峰先生要覺得以前的進步的領袖人物既被“逼走”。餘下來的都沒有號召力，似乎“繼之而起的”沒有人了，怎樣能“改換”呢？關於這件事，我們有幾點要貢獻：（一）我們不要把領袖看得過於超越他所領導的群眾。我們在上麵不是說過了嗎？領袖須能代表群眾的真正意誌，須和群眾共同努力。換句話說，領袖也是群眾的一分子，不是高高在上的什麼上帝，他的認識比群眾清楚些，他的能力比群眾大些，他的英勇敏銳比群眾多些，但他並不是什麼超人。季峰先生說他們現在所有的學生領袖隻是“平日學業不好的球員之類”，我們不相信季峰先生的全校同學裏麵都是“平日學業不好的球員之類”。倘若是這樣，那末他們對於現有的領袖也不會發生什麼不滿，也不會不信任，因為反正大家都是“平日學業不好的球員之類”！但據季峰先生說，“同學們多有為救國而犧牲的精神”，可見在全體同學裏麵不是絕對選不出繼起的領袖。（二）領袖的產生不是好像突然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艱苦鬥爭中培養出來的，所以我們不能希望憑空有個完完全全的領袖出現，隻要在許多“有為救國犧牲的精神”的同學裏選出比較有能力和勇氣的同學，讓他嚐試嚐試，盤根錯節，乃見真才，隻要他經過相當的鬥爭時期，有相當的工作訓練，他的領導的力量，可以從實踐中進步的。當然，已培養好的領袖，一旦被“逼走”，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除非“前進的領袖”有回校主持的可能，徒然著急地無濟於事，還是從速設法選出較好的代替人物罷。
關於會考。季峰先生認為“不應以反對會考為號召策略”，這在原則上是對的，因為救亡運動應該以救亡為號召，當然不應該以反對會考為號召。但是我們說不該以會考為號召，卻不是說讚成會考，這卻也有弄清楚的必要。會考是沿襲科舉的惡習，流弊很多，我們是應該反對的。但反對會考和反對考試又當分別清楚，不可混為一談，我們以為學生可以讚成平日的考試，使教師對於學生平日的成績有適當的紀錄，作為督促學生進修的根據，不必以會考臨時的成績作判定學業優劣的標準。這樣隻是反對沿襲科舉惡習的會試，而不是反對平日考察學業的考試，便不致犯著“自私”的毛病，也不致破壞群眾的心理，在“平日學業不好的球員之類”的同學們，對於平日考察學業的考試，也要感覺頭痛的！ 抗敵救亡與軍閥末路
先生來香港創辦《生活日報》以後，南方讀者對於先生和《生活日報》，無不熱誠盼望，知道先生必能以正言讜論，為南中國民眾指示正確的道路。《生活日報》出版以後，廣州方麵，銷行甚廣，我們中大同學，尤十分愛讀。從《生活日報》所載文字，我們知道先生等最近努力目標，無非在於喚醒民眾，抗敵救亡。但是我們卻有一個意見：我們以為抗敵應有真抗敵與假抗敵之分，真抗敵固然應該由全國民眾，一致擁護，而假抗敵則不可不根據事實，加以揭破。不然，真偽不分，是非不明，雖天天喊著抗敵，而抗敵仍不會有實現之一日。貴報出版，適值西南當局通電出兵抗日。當時西南民眾，對於陳李白所謂出兵抗日，是否具有誠意，原已十分懷疑。後來請願中央抗日的通電發出了。廣州市上抗日的標語也貼滿了。東校場的市民示威大會也開過了。但是在西南當局轄境內，仍舊看不見有真正的抗敵舉動。民眾運動始終不曾開放。各校學生因從事實際的救亡工作而被捕失蹤的，仍日有所聞。學生提議抵製仇貨，為總部所拒絕。當局最初想請上海文化界抗日領袖，到廣州來替西南政府捧場，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要在西南設立分會，卻未得許可。甚至陶行知先生來廣州各校講演國難教育，也被當局下令禁止。更有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六月十三日的廣州市民抗日大示威，號稱參加者十萬人，實際上卻是由當局每人三毛錢的代價，收買街上失業貧民及乞丐來湊熱鬧。而對於救亡運動最熱烈的學生，反因忿恨當局欺騙民眾，拒不參加。
所以就當地民眾的感覺，西南當局所謂抗日，完全是欺騙的。他們不過要利用抗日名義，來維持軍閥割據的局麵，使中央不能消滅他們，可惜關於這一點，貴報出版以來，並沒有在言論中間，加以揭破。但是貴報始終並沒有替西南當局鼓吹，或者就是為了不滿意西南當局的緣故罷。
現在陳濟棠因部屬瓦解而下野了，廣西李白也勢難久持。陳濟棠在粵主政七年，橫征暴斂，屠殺青年，這次下台，粵人無不稱快。軍閥末路，咎由自取，誠不足惜。但陳濟棠這次標榜抗日，原想借此保全殘局，卻反自召敗亡。影響所及，恐從此大家將視抗日為畏途，以後再沒有一個軍人，敢於號召抗日，這是中國救亡前途的一大損失。這是不是十分可惜的呢？貴報本日社論說陳濟棠之失敗，非失敗於抗日，而失敗於不抗日，可謂一針見血。但一般人對於此層，還不能十分明白，往往把陳濟棠的失敗，歸咎於號召抗日。所以我們希望貴報對於此點，再有詳細的解釋，使大家不至因此灰心，而怕談抗日，先生當亦為以然。（下略）
司徒彥文啟，七月二十日。廣州。
本報係於六月七日創刊，恰巧在西南當局發表抗日冬電之後，因此本報出版一開始，就集中注意於西南事變。這次西南事變中，本報始終采取樂觀態度，根據救亡聯合陣線的立場說話。我們隻希望中央和西南實行抗敵救亡，反對一切內戰，對於雙方都不存絲毫成見。但是因此有一部分讀者，對於本報卻發生兩種相反的意見。有些讀者急於盼望抗敵戰爭的實現，以為西南既已通電出兵抗日，本報應該表示極端擁護，對於本報論調冷漠，頗為不解。另有一部分讀者，則又像司徒先生所說的，懷疑本報為什麼不公然揭破西南當局的抗日欺騙。其實這兩方麵的讀者，都沒有充分理解本報的態度。現在好在西南事件快近結束，我們不妨作一個詳細的探討，說明本報的真正態度，以答複司徒先生以及一切關心本報言論的讀者諸友。
（一）這次西南事件從發表冬電起，一直到目前為止，我們把前後經過作詳細檢查以後，可以斷定西南當局並沒有抗敵的真誠。本報六月八日的社論已經說過：要試驗抗敵救國是真是偽，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開放民眾救國運動，一是絕對不妥協。做到了這兩個條件，就是真的，不做到這兩個條件就是假的。西南當局直到最後始終沒有開放民眾救國運動，司徒先生信中所述官方包辦示威大會，以及逮捕抗日青年學生等，據我們的調查，完全是確實的事實。此外西南當局既標榜抗日，但在兩廣境內，仍與敵人保持友好的外交關係，甚至連緝私抵貨都沒有徹底去做。這又證明西南當局一麵高唱抗敵，一麵仍與敵人妥協。所以我們不必再研究別的，單就這兩個條件來說，已足夠證明西南抗日是假的了。
（二）事後檢查既然知道西南抗日是假的，那末在西南運動未失敗以前，本報為什麼不明白揭破？是不是本報故意替西南當局隱諱呢？不，本報並不想替西南當局隱諱。本報創刊後一個半月以來，在社論和新聞中屢次提示真正抗日，必須從開放民眾運動入手，而且始終反對以抗日的名義進行內戰。這已經是從原則上揭破西南當局的虛偽了。此外本報雖然接到官方包辦民眾運動之類的消息，但在發表的時候，卻非常審慎。這是本報忠厚待人之道。因為在目前中國，漢奸民賊，滔滔者皆是。全國實力派領袖隻要能夠公開宣布抗日，即使口惠而實不至，至少總比不抵抗喪失國土要高一籌。而且我們雖然明知西南當局抗日，並非出於真誠，但我們卻天天盼望西南當局因輿論的督促，民眾的要求，一旦由假抗日一變而為真抗日。我們登載西南抗敵消息，所以不願吹毛求疵，就因為我們始終站在抗敵救國立場，對於西南當局希望過高的緣故。到後來西南當局依然不知覺悟，使我們完全失望，這是我們為了民族解放前途，所不勝痛心的。
（三）西南抗日既然是假的，那麼西南運動的失敗，自然是失敗於假抗日，而非失敗於抗日。對於陳濟棠的顛覆，有的人以為是陳氏輕舉妄動，空談抗敵的緣故，有的人以為是中央綏靖政策的效果。我們以為都不對。我們以為陳濟棠的下野，完全是民眾的勝利。換句話說，是靠了廣東民眾的力量，才把陳濟棠推翻了。陳濟棠治粵七年，除了搜括剝削，屠殺民眾以外，沒有一件政績能使民眾滿意。到了最後，日暮途窮，無路可走，因見民眾有抗敵的要求，於是設起一個抗敵的騙局，想借此保全軍閥地盤。誰知民眾是欺瞞不過的。欺騙民眾的結果，隻是自取敗亡而已。要不是民眾反對，部下決不會紛紛離貳。部下不離貳，陳濟棠何至崩潰如此迅速。所以我們認為陳濟棠的失敗，是民眾的勝利，假如我們不能得到這一個教訓，而認陳濟棠的失敗，是中央綏靖政策的效果，或者是標榜抗日之所致，那就是白白錯過這一次經驗了。
（四）向來中國軍閥從事內戰，一定要假借一個名義，如護憲，護法，護黨之類。這次西南出兵，卻用了對外抗敵的名義，這是一極可注意之點。因為這一事實，證明了抗敵救國，已成為中國民眾共同有力的要求，當局即使無抗日決心，也不能完全置民意而不顧，甚至一個軍閥到了末路，也不得不利用抗敵這一個名義，來進行內戰。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影響的浩大與要求的強烈，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因此司徒先生以為西南假抗日失敗以後，會使大家視抗日為畏途，我們以為這一層倒不必過慮。因為這一次事變，充分表明了民眾所要求的是真抗日，而不是假抗日。假抗日不僅不能挽回軍閥末路，而且反足以自取敗亡。經過了這一次試驗以後，國內實力派應該大都有了警覺：惟有真正實行抗敵救亡，才能保全領袖地位，不然就不免做陳濟棠第二。全國實力派要是都有這個感覺，全國一致的對外抗戰，就不難立刻發動。所以這次西南運動的失敗，不僅不會損害抗敵救亡運動的展開，而且也許竟是民族解放戰爭具體化的開端，也未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