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十歲了，有什麼好送的？”
“送吧。”
“別送了，咱們兄弟講這個禮幹嘛？”
“好吧，”又過了好一會，他說：“明年回來記得找我啊。”
我們一同出了門，到了岔路範吉祥說你往東走，東邊近很多，他自己卻是背著帆布包朝西去了，說是要去林業站開會，我看著他小心跳過溝壑，心想沒什麼不正常。不久，我走到紅薯地，看見那片竹籬笆其實不是竹籬笆，是諸葛迷宮陣。陽光照射在十數行斜插著的幹黃竹子上，照出若幹條死路和一條活路來，我想這大概是按小學課本做出來的，看陣前有黑箭頭便拔腿進了。然後在大約一刻鍾後，我惱羞成怒地推倒這竹排，沿著理論上的直線強闖出來，一袋山藥忘記在裏邊，我也不要了。
隨後我強壯、平安、自由、輕快地走在下山的路上，我想範吉祥一個人待在那死屋時，總是要摁下老式錄音機的OPEN鍵的，他將一盤磁帶放進去，合上，又摁PLAY鍵。磁帶無聲地走上一陣子，慢慢送出一首台灣男人飛沙走石的歌來，範吉祥在這歌聲中有了些情緒，便抱著腿慈悲地說：梅梅啊，那個叫青春的東西早沒了，那個叫殘暴的東西也沒了，剩餘給我們的就是像很老很老的老人一樣生活。
巴赫
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的最後一份工作，有時甚至也是整個家族的最後一份工作，這符合中國人平穩的飯碗觀。為了這個平穩，巴禮柯的父親從樓頂上跳下來，巴禮柯在追悼會上被通知可以從遙遠的鄉下回來，頂職當一名老師。
你知道楚辭嗎？
那你對函數了解多少？
會不會外語？
草履蟲呢？
這些問題巴禮柯一個也回答不出來，於是教育部門的領導說：那好吧，你去教體育。
那是1975年，黑人阿瑟·阿什戰勝白人吉米·康納斯，奪取溫布爾登網球賽男單冠軍，錢鍾書完成《管錐篇》初稿，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正坐在蘇共中央委員的位置上，向權力核心慢慢進軍。
巴禮柯29歲，他吹響哨子，讓孩子們在煤渣跑道上衝刺。他還不會捏計時表，隨便報了個成績。他想，世界隻有一個指標，因為他占有了，另外的某個人必須繼續待在鄉村，說著無用的普通話。
1991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蘇聯畫上句號；1993年，阿瑟·阿什因艾滋病去世，年僅49歲；1998年，錢鍾書去世，享年88歲。
巴禮柯仍然是城市裏一所小學的體育老師，準時到達學校，給自己倒一壺茶，提著茶到田徑場，向學生傳授蹲踞式起跑姿勢，然後準時離開學校。在家裏，他有一個行動不便的母親，他給她做飯、洗衣、讀報紙，把她攙扶到衛生間。
這樣的事情有時也由女人來做。女人做飯、洗衣、讀報紙，把他的母親撐扶到衛生間。他在公園第一次見到女人時，聞到一股雪花膏的味道，後來在新婚之夜，他也曾看見溫熱的粉紅色撘肉褲。但是他們最終沒有生育孩子。
結婚十年後，女人提出離婚，他想了下同意了。他要將不多的家產推讓給她，她也要將它們推讓給他。他們去民政局辦理了手續，又一起走回家裏，繼續生活。像一個老掉的哥哥和一個老掉的妹妹那樣生活。
巴禮柯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甚至不看電視。他隻在每周六清晨5時離開家裏，坐上第一班216路公交車，來到青山山腳，然後往上爬。傍晚時他走下山，趕上最後一班216路公交車，回到家裏。到家的時間是晚上8點，電飯煲的飯正好煮熟，碗筷也擺好了。他洗完手坐下來，給母親夾菜，然後自己扒幾口飯吃，女人坐在側邊。燈泡一動不動吊在他們腦袋中間。
山上怎樣了？
女人問他。
掛果了（或者還沒有）。
他這樣回答。有時候他想說，當他走過一道索橋後，即使是走在堅硬的青石上，也能感覺到整個地球在晃，就像地震發生了。或者，當他穿越陰暗的密林走到出口時，陽光像熱血注射進他衰竭的身體，使他充滿力量。他沒說，他說，掛果了（或者還沒有）。
我喜歡吃這些東西。
女人說。
吃完飯，完成洗碗、洗澡和讀報的工序，巴禮柯早早睡著了。他家裏的燈關掉了。接著，一個街道五六十戶的燈關掉了。最後，這個世界所有的燈都關掉了。黑暗像是通往死亡的平穩產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