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了個人最高的自我和外部世界，有時意味著融合自我與非我，但這不僅適用於自然世界，而且也適用於其他的人。那就是說，這樣一個人的自我的最受珍惜的部分，與其他追求自我實現的人的最受珍視的部分是同樣的。這樣的自我是相互交疊的。
另外，其他對於價值與自我結合的重要後果諸如對外部世界中或他人中的正義與真理的熱愛。你能在你的朋友追求真理和正義時感到欣慰和快樂，而在他們離開真理和正義時感到由衷的悲哀。這是容易理解的。但假如你看到自己成功地接近真理、正義、美和美德時又如何呢？當然，你也可能會發現，在一種特殊的對一個人自己的超脫和客觀態度中（我們的文化對此沒有留下位置），你會愛你自己，讚美你自己，象弗洛姆曾描述過的那種健康的自愛那樣。能自尊自重，自我欣賞，自我慰藉並自我激勵，自覺有德，值得愛，值得尊重。因此，一個具有傑出才能的人也可能會保護他的才能和他自己，好象他是某種東西的載體，那是他自己同時又不是他自己，他可能會成為他自己的衛兵。
利用工作來達到低級需要的滿足，是發展水平較低的人的反應，而習慣上將工作看成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則是神經症需要的滿足或作為教養期待的一種反應，但很可能這隻是程度大小不同。或許，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潛在地）受超越性動機支配。
這些人，雖然實際上是為法律，或為家庭，或為科學，或為精神病學，或為教學，或為藝術在工作著，服務於工作的某一慣常類別，受它的激勵，忠實於它，但似乎也受到內在的或終極的價值（或終極的事實，或實在的各個方麵）所激勵，而職業隻是這些價值的載體，這種印象是我通過觀察並與他們交談而得到的。例如，問他們為什麼喜歡行醫，或在操持家務中，或主持一個委員會，或有了一個孩子，或寫作中，究竟有哪些深感愉快的時刻？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他們是為了真、善、美，為了建立秩序、公正、法律和完美而工作，假如我把上麵的具體報告歸結為十來種內在價值（或存在價值）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這些報告說明了他們的渴望是什麼，什麼使他們感到滿足，他們珍視的是什麼，他們日複一日地工作是為了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要工作。很明顯，這種價值不在終極價值範圍之內。
我沒有著重去選擇一個特定的控製對象或非自我實現的人來作為研究對象。我可以說，人類的大多數是一個控製組，的確如此。關於一般人對待工作的態度，不成熟的、神經症的和瀕臨病態的人，心理變態者，我確有相當大的把握，從未產生疑義，他們的態度是以獲取金錢、得到基本需要的滿足（而不是以存在價值）為中心，是純習慣，受刺激製約，是神經症的需要，是常規和惰性（未經審查的或無疑問的生活），是做他人所指示或希望去做的事情。然而，這一直觀的常識或自然主義的結論，對於較細致、較嚴格控製和有計劃、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結論的審查，自然也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我明顯地意識到，其實很難區分被我選為自我實現者的研究對象和其他的普通人。我相信，我所研究的每一位自我實現的人多多少少都符合我的上述說法；但同樣的事實是，其他不那麼健康的人也有些人是在某種程度上受存在價值支配，受超越性動機支配的，特別是那些天賦較高的人和處境特別幸運的人尤為突出。也許，所有的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受超越性動機支配。
除了純習慣或常規或功能自主，其他多種動機活動的渠道都可以看作事業、職業或工作的傳統類別。它們可以滿足或徒勞地尋求滿足任何一種或所有各種基本需要以及典型的神經症需要。它們可以成為一種“演出的”渠道，或成為“防禦的”活動，正如成為真實的滿足一樣。
既有我的純習慣印象的支持，又有一般的心理動力理論的論證，我最終發現，最真實而又最有效的說法是：所有這些各式各樣的習慣、決定因素、動機、和超越性的動機是在一種非常複雜的形式中同時起作用的，這一形式更傾向於以一種動機或決心而不是以其他多種動機為核心。這就是說，發展水平最高的人都是在更高程度上受超越性動機支配的，比一般的或較弱的人較少受基本需要的左右。
另外，這裏也有“混淆”因素的作用。我曾報告過我的印象，我的自我實現研究對象似乎能夠很容易並堅決地為他們自己“找到方向”。這和那種廣泛流行的價值混淆形成高度的對比。不僅有混淆，而且存在著一種顛倒是非的奇怪邏輯，一種對於善良的（或力求成為善良的）人的下意識的敵對，或無端排斥優越、傑出、美、才華等等。正如納爾遜·阿爾格蘭所說：“政治家和知識界的人都使我厭煩，他們似乎太虛偽；近來我看到很多人，包括妓女、家賊、賣破爛的等等卻似乎相當真實的人。”
這種仇視我曾稱之為“對抗評價”。我有時直接稱之為尼采式的嫉恨。
內在價值必須作為人性的一部分包含在人或人性的完滿定義之內。
那麼，如果我們要給真實自我、自我同一性、真誠的人的最深層的、最真切的、最基本的體質方麵下定義，那麼就要做到概括全麵，我們不僅必須容納人的體質、氣質，不僅涉及解剖學、生理學、神經學和內分泌學，不僅考慮他的能力、他的生物學類型、他的基本的類似本能的需要，而且必須包括存在價值，也就是他的存在價值。這應理解為對薩特型的武斷存在主義的毫不留情的否決，薩特認為是命令創造了自我。存在價值同樣是他的“本性”的一部分，或他的標誌性特征的一部分，和他的“低級”需要並存，我的自我實現研究對象中至少是這種情況。存在價值必須包括在任何關於人或豐滿人性或“某人”的所有終極價值定義中。
的確，存在價值在多數人中並不十分明顯或未能實現（未能成為真實的、起作用的存在）。但是，它們被包括在人類所有個體的潛能之內。自然，也要考慮到將來可能發現與此矛盾的新論據。最終還必須考慮到嚴格語義和理論建設，如在一個低能兒中我們將賦予“自我實現”概念哪些含義？我堅信，不管怎樣這至少會適合於某些人。
這一價值係統也應該包含在關於充分發展的自我或人的概括全麵的定義，這是被他作為超越性動機的一種價值。
這是一些類似本能的內在價值，它一方麵能避免疾病，另一方麵可以達到充分的人性或成長。由於內在價值（超越性需要）的被剝奪而引起的疾病，我們可以稱之為超越性病態。因此，“最高的”價值，精神的生活，最高的人類抱負，也是嚴肅的科學研究主題，它們也屬於自然世界。
另一個論題也是來自關於我的研究對象和普通人之間的觀察和對比。這個論題是：可以將基本需要稱為類似於本能的或生物學上必要的理由很多，但主要是因為人需要基本的滿足以避免疾病，避免人性的萎縮，並且，從積極的方麵說，是為了趨向於完善，以達到自我實現或豐滿人性的實現。我的強烈印象是，對於自我實現追求者的超越性動機也有完全適合的極其相似的情況。在我看，這些超越性動機也是生物學的必需，為了避免“疾病”以及實現豐滿人性。由於這些超越性動機是生命的內在價值，不論單一的或聯合的都是如此，這就等於說在性質上存在價值是類似本能的。
這種來自存在價值或超越性需要或存在事態被剝奪的新興“疾病”，起初並沒有被看作病態而做出這樣的說明，當然例外的是無意中或暗指時，或者，象弗蘭克爾所說的那樣，僅僅非常一般和泛泛地提到，還沒有分析，化為可以調查研究的形態。一般地說，它們曾受到宗教家、曆史學家和哲學家永久的討論，受到慣常的心靈學和宗教缺陷的束縛，而不是物理學家、科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討論。作為精神病學的或心理學的或生物學的“疾病”或發育不全或衰弱症，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又和社會學的以及政治上的失調之類的問題有交迭。
這些應恰當稱之為人性萎縮的“疾病”不妨叫作“超越性病態”，而且是由於無論局部還是總體上的存在價值被剝奪而引起的。後麵的固期表是在我以前用各種操作得到的有關存在價值的描述和分類推論的基礎上形成的，並且其中有一些列出的疾病雖還未發現，但也可作預測未來的參照。它們將在怎樣的範圍內被發現並得到說明，我的印象和假設也將在怎樣的範圍內得到印證。我曾以電視世界，特別是電視廣告作為研究各種形式超越性病態的豐富源泉，如內在價值的庸俗化和破壞。當然，也有許多其他的資料垂手可得。
一般超越性病態主要有如下表現：
厭倦，無聊；
生活本身的無價值，生活不再是自身的確證；
存在的真空；
理智因素的神經症；
生活熱情的喪失；
無意義；
失去享受的能力，無所謂；
哲學性危機；
無感情，退隱，命定論；
無價值狀態；
生活失去神聖的光彩；
異化；
頹廢，沉淪，無目的；
無歡樂；
精神上的不適和危機，“幹巴”，“枯燥”，呆滯；
無望，麻木，失敗，停止競爭，屈服；
完全被動、無助感、喪失自由意誌；
極端懷疑；
絕望，極度苦悶；
價值生活的抑鬱症；
想死，生活放任，生死無所謂；
覺得自己無用，不為人所需，無效狀態；
鬱鬱不樂；
牢騷滿腹；
“無目的”的破壞，怨恨，肆意破壞；
徒勞；
犬儒主義；
對一切高級價值不相信，喪失信念，或以還原論解釋一切；
疏遠長者、父母和權威，脫離任何社會。
這些情況隻是一個很初步的嚐試，不應看得太重，隻能作為對未來研究的一種提示。這些特殊的超越性病態似乎是與一般超越性病態的“基”相對的“形”。我曾唯一詳盡討論過的特殊超越性病態是第一種，或許這一對於說明其他超越性病態的進一步嚐試可以作為一個促進因素，我認為要做到那一點是完全可能的。我想，認真看一下宗教病理學文獻，尤其是神秘主義傳統的文獻，會有啟發。
另外一些線索還可以在“風格獨特”的藝術、社會病理學、同性戀文化群等領域中，或者在喜歡挑剔的存在主義文獻中找到。存在心理治療的病曆，心靈的疾病，存在性的空虛，神秘主義者的“幹涸”和“貧瘠”，由於一般語義學者的解剖而弄得二歧化、摳字眼和過於抽象，藝術家所極力反對的庸人習氣，社會精神病學家所談論的機械化、機器人化和喪失個性，異化，自我同一性的喪失，過分的懲罰，牢騷、抱怨和無助感，自殺傾向，榮格所說的宗教病態，弗蘭克爾的理智失調，精神分析學家的性格障礙——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價值紊亂無疑也是有關的資料來源。
總的來說，這種存在價值的滿足或實現能增強或實現人的潛能，那種紊亂、疾病、病態或萎縮又確是豐滿人性或人的潛能的一種減損。由此則可知道，這些內在固有的終極價值可以被看作類似本能的需要，與基本需要的論題範圍及層次係統是相同的。這些超越性需要，雖然有某些特征使它們和基本需要區分開，但仍然處於和例如維生素犆或鈣等類需要相同的論題和研究範圍。它們也被包括在廣義的科學領域之內，肯定不應作為神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的獨占財富。心靈的或價值的生活於是也落入自然的王國中，而不是一個相反的和對立的王國。它既是心理學家又是社會科學家敏感的研究對象，而且在理論上也終將成為神經學、內分泌學、遺傳學和生物化學的研究課題，隻要這些科學有了適當可供利用的方法。
從某種程度上講富貴而失落年輕人的超越性病態來自內在價值的喪失，來自受挫的“理想”，來自對社會的幻滅感，誤認為社會僅僅被低級的或動物的或物質的需要所支配。
那麼大膽一點可以說：是內在價值的饑餓造成了那些低級需要已得到滿足的有錢人的社會病態。換一個說法：有錢、有特權、基本需要已得到滿足的高中學生和大學生的惡行大都是由於“理想”的受挫，那是在年輕人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我的假設是，這種行為可以是一種複合型，一方麵是繼續尋求某種信念，一方麵是由於失望而憤怒（我有時能在某一年輕人中看到完全的失望或絕望，甚至懷疑這一類價值的存在）。
很明顯，那種全世界普遍的狹隘到愚蠢程度的動機理論也可導致這一受挫的理想和偶爾的絕望。撇開行為主義的或實證主義的理論——或稱非理論（它們簡直無視這一問題，對這一問題采取一種精神分析式的否認態度），還有什麼理論能適合這些年輕人呢？
不僅所有的現實科學和正統的教育心理學，不能提供給青年什麼有益的東西，而且指導絕大多數人類生活的主要動機理論也隻能帶他們走向沮喪或犬儒主義。弗洛伊德派的學者，至少在他們的正式著述中（雖然在良好的治療實踐中有所不同）對於所有高級的人類價值仍然一直采取還原論的態度。最深層的和最真實的動機被看作是危險的或肮髒的，而最高的人類價值和美德實質上是騙人的，是“深層的、黑暗的、肮髒的”東西披上羊皮之後的假象。我們的社會科學家在這方麵大體上也同樣是令人失望的。絕對的文化決定論仍然是大多數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公認的正統教義。這種說法不僅否認內在的高級動機，而且有時甘冒否認“人性”本身的危險。不管是東方的或西方的經濟學家，也基本上是實利主義的。我們不能不對經濟學的“科學”抱怨幾句，一般地說，它不過是一種全然虛假的人類需要和價值理論的高等技術處理產品，這種理論僅僅承認低級需要或物質需要的存在。
沒有什麼辦法可以不讓青年人深感失望和幻滅？他們得到一切物質的和動物的滿足而又並不快樂，不象他們被告知可以期待的那樣（不僅是那些理論家而且父母和教師的習俗智慧以及廣告家無孔不入的灰色謊言都曾這樣說過），他們又能得到什麼別的結果呢？
社會的絕大部分都建議把諸如“永恒的真理”、“終極的真理”等交付給教條主義和宗教主義，這也是對高級人性的一種否認。它實際是說，尋求真理的年輕人肯定不會在人性本身中找到它，他必須到一種非人的、非自然的源泉中去尋求終極的東西，這樣的源泉已經受到許多理智的青年人的懷疑和明確的拒絕。
我之所以集中討論青年人“受挫的理想”，是因為我認為它是研究的熱門，但是，我認為無論什麼人的超越性病態也都來自“受挫的理想”。
外部的剝奪不僅可以導致價值饑餓，而且也容易導致自身的心理矛盾及反向價值。
不僅外部的價值剝奪可引起我們的超越性病態，而且我們自身的最高價值剝奪也會引起可怕後果。我們不僅受到吸引，而且也深感敬畏、震驚、戰栗、恐懼。那就是說，我們往往有內心的矛盾和衝突。我們設防抵禦存在價值。壓抑，否認，反作用造作，或許還有其他一切弗洛伊德的防禦機製都是可供利用並已被用來防範我們內在的最高價值，正如它們被動員起來防範我們內在的最低價值一樣。自卑和差距感能引導到對最高價值的回避。怕被這些價值的高大所淹沒也能導致回避。
由此可以得出合理的基本假設：由自我剝奪而引起超越性病態，就象由外部加強的剝奪引起一樣。
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更占優勢層次。
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具有同樣的被需要的基本特征，對人是必需的、有益的，所以說它們處於同一層次整合係列，即在同一連續係統中和同一論題範圍內，它們的被剝奪會引起“疾病”和萎縮，它們的“充足供應”能促進豐滿人性的成長，趨向更大的愉快和歡樂，趨向心理上的“成就”，趨向更多的高峰體驗，並且，一般來說，趨向更經常地生活在存在水平。即，它們都是符合生物學需要的，都能促進生物性的成功。不過，它們的不同也是可以較容易明確說明的。生物性的價值或成功一直是隻從消極麵看的，如生命的簡單耐力，生活能力，疾病的避免，自己及後代的生存。但也指生物進化成功的積極標準，即不僅指生存價值，也指臻於完善的價值。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滿足有助於造成“較好的樣品”，生物的優勝者，在優勢等級上的較高者。不僅表現在更強壯、更優勝、更成功的動物有更多滿足，更好的生活地域，更多的後代，等等——不僅表現在弱小的動物優勢等級較低，更可能犧牲，更容易被吃掉和更少可能繁殖後代，更可能挨餓，等等，而且較好的樣品還能過一種更多滿足、更少挫折、更少痛苦和恐懼的完善生活。我不想過多地去描述這種動物快樂——但我認為那完全能做到——卻能合理地提問：“一位印第安農民和一位美國農場主在生物生活以及心理生活方麵是否一模一樣，盡管他們都繁殖後代？”
首先一點早已明確了，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強烈得多，緊迫得多，或者說，它在層次等級上要占優勢。這樣說是作為一種概括的統計陳述，當然也有個別例外，有些人會有一種特殊的才能或一種獨特的敏感，使超越性需要比他們的某一基本需要更為重要和迫切。
其次，基本需要可以稱為缺失性需要，具有各種缺失性需要的特征，而超越性需要似乎具有“成長需要”的特征。
超越性需要自身彼此之間也有相互作用，但一般來說卻不存在優勢等級。但對於任何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它們可能往往是按照特異才能和體質不同而有高低層次的排列。
但在我看來，超越性需要並非按照優勢層次排列，它們的力量是均等的，存在價值或存在事實也與此類似。另一種說法——就其他目的看有意義的說法是，每一個人似乎都有他自己優先考慮的事，或高低層次，或優勢等級，那和他自己的才能、氣質、技能、能力等等是相應的。“美”對於某人可能比“真”更重要，但對於另外的人可能又是另一種不同的情況。
也許可以這樣來看待，某一種存在價值都要受到大多數或其他所有存在價值的製約。或許它們形成了某種類型的統一，每一特定的存在價值換個角度看簡直能被當作一個整體。
我強烈意識到，是全部其他存在價值充分恰當地規範了其中任一存在價值。即：真，充分完善地說明，必然是美，善，完滿，正當，簡單，有秩序，合法則，生動，全麵，單一，超越分歧，不費力，和有趣味的。同樣的，美，充分加以說明，必然是真，善，完整，生動，簡單，等等。似乎所有的存在價值都具有某種統一性，每一單個價值似乎是這個多麵體的一個側麵。
在人類生物學中，價值生活（精神的、宗教的、哲學的、價值的等等）與“低級的”動物生活處於同一係統之內，而絕非二歧化、互相分隔和排斥。它因而很可能是遍及全人類的，超越文化的，盡管它必須由文化促進才能實現，才能存在。
也就是說，精神生活是我們生物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生物生活的“最高”部分。
這意味著，精神生活也可以說是人的本質的一部分。它是人性的一個規定性特征，沒有它，人性便不成其為充分的人性。它是真實自我的一部分，是一個人的自我同一性、內部核心、人的種族性的一部分，是豐滿人性的一部分。純自我表達或純自發能達到怎樣的程度，超越性需要也能表達到怎樣的程度。“揭示”或道家療法或存在治療或言語療法或“個體發生”技術應該能揭示和增強超越性需要，也如揭示和增強基本需要一樣。
這些超越性需要也應該能被深層診斷和治療技術最終揭示出來，因為我們“最高層的本性”也是“最深層的本性”，雖然聽起來矛盾但事實確實如此。價值生活和動物生活並非處於兩個分隔的領域，並不象大多數宗教和哲學所設想的那樣，也並不象古典的、非人格的科學曾設想的那樣。原則上精神生活（沉思的、宗教的、哲學地或價值生活）能由人自己的努力得到，因為它處於人類思想管轄範圍。盡管它已經被古典的、脫離價值的、以物理學為模型的科學斥為非現實的，它仍然能由人本主義科學重新肯定為研究的對象和技術的對象。這樣一種廣闊的科學必須研究永恒的真實，終極的真理，最後的價值，等等，認為它們是“真實的”和自然的，以事實為依據而不是以願望為出發點，是人性的而不是超人的，是合法的、科學的課題，召喚我們進行調查研究。
這樣的問題顯然難以從實踐方麵進行研究，因為占優勢的是低級生活，高級生活似乎很少有發生的可能。由超越性動機支配的生活有太多的先決條件，不僅要有一係列基本需要的先期滿足，而且要有大量“良好的條件”，這才能使高級生活成為可能，即，需要克服良好環境經濟的匱乏，必須有可自由利用的多種選擇，同時要有使真實有效的選擇變為可能的條件，還必需有協同的社會製度等。一句話，我們必須非常審慎地說明，高級生活僅僅在原則上是可能的，絕非極有可能，或很容易實現的。
有一點需要非常明確的解釋，我不妨說，超越性動機是所有人中普遍存在的，因此它超越了文化，為人類所共有，而並非由文化任意製造出來。這一論點必然會引起誤解，請讓我做如下說明：超越性需要在我看來似乎是類似本能的，即有一種可以鑒別的繼承性，遍及全人類的決定作用。但它們是潛在性，而不是現實性。它們的實現分明而絕對地需要文化的促進。但文化也可能不足以使它們實現。的確，這恰恰是全部曆史中大多數已知文化實際上的所作所為。所以，要說明某種文化促進或壓製自我實現，豐滿人性和超越性動機的程度，必須有一種超文化的因素，它能從某一文化的外部和上方批判它。文化能和人的生物本質協同作用，也能和它敵對，但它們在原則上並不是彼此對立的。
因此，我們可能會陷入語言的泥淖，而無法說明是否每個人都渴望高級精神價值和存在價值。我們在原則上當然能說這樣一種渴望必須被認為是在每一個新生兒中都有的潛能，直到後來發現了新問題。那就是說，我們最好的想法應該是：這種潛能假如喪失了，也是在出生以後喪失的。就社會現實的方麵也可以打賭說，大多數新生兒由於貧困、剝削、偏見等等將不能實現這一潛能，將不會上升到高層次的動機水平。的確，在現實中存在著機會的不平等。我們也應該明智地承認，成年人的情況是各有不同的，這取決於他們的生活狀況，在哪裏度過一生，他們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心理病態的程度和總量，等等。但完全放棄超越性生活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取的，作為一種社會戰略問題看，且不說別的，而這在原則上對於仍然生存著的人都適用。“不可救藥的”終於已經“治愈”了，不論就精神病的意義和自我實現的意義上說都是如此，在辛那儂就有這樣的例子。特別是對於未來的新興人類，我們更不應放棄這種可能性，如果放棄就是最大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