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學禮聞言，恨聲說：“就是正規沒有用的，我獻過兩次血。獻一次血，直係親屬可以輸兩次的。可那次我父親需要輸血，當時在我們縣醫院看病。我拿出獻血證，醫生卻說，不是在本地獻的血，縣醫院的血就不能無償給我父親用。”
杭宗巒接口說：“我以前有一個同事，從大學時起，每年都獻血。後來也遇到和你類似的情況。當時是他母親用血，醫生先叫他買血，再去獻血的地方報銷。他信以為真，就到原先獻血的那個血站，先是出示病曆；誰知有了病曆，又要醫生證明，證明當時必須輸血；證明拿到了，又要用血的發票。雖然醫藥費發票是全開在一起的。但我同事還是想法設法拿到了，然後血站又說那家醫院的價格高了。我同事被他們當成皮球一樣踢來踢去，焦頭爛額。但他很執著，最後終於拿到報銷了，還抵不過車費和誤工費呢。從那以後，他再也不獻血了。”
盡管我渾身無力，但還是不解地問：“為什麼每個人用血時都要買血呢？又那麼貴，每年有那麼多人義務獻血，那些血都用到哪裏去了？”
秦學禮冷笑一聲：“都被賣給病人了唄，血站做的真是無本生意，白賺！我聽一位曾在某個血製品公司工作過朋友說，雖然國家這幾年三令五申，各省衛生廳也組織多次檢查和整頓，但很大一部分采血站還是違規操作，存在降低供血員標準、跨區采漿、頻采、超采等違規違法行業，牟取暴利，且手段越來越隱蔽。經常有一些病人、老人、殘疾人等不符合采血規定的人，利用別人的身份證冒名頂替，也加入到賣血行列中。據說貴州省記錄在案的有２５個單采血漿站，其中有一個縣級血站是貴州省采漿量最大的，也是國內的‘第一站’，每年營業收入超過兩千萬，純利潤在５００萬以上。那個血站是由衛生局的一位副局長兼任站長，開的都是上百萬的豪華寶馬轎車，個人年收入超過千萬，是當地有名的富豪之一。”
杭宗巒無奈地說：“是啊，多明顯的欺騙。很多事情，本來上麵的政策也許是好的，但一貫徹下來，就徹底變了味，成了某些當權者謀私利的工具。”
秦學禮歎了一口氣：“更為可怕的是，這些掌握實權的少數人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喪盡天良。因些，仍然有很多人依靠賣血為生，帶有艾滋病毒的血還有流淌，流進一個個健康的身體內，不時有人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或別的血液傳染病，媒體的報道也證明了這一點。可遺憾的是，那些賣血的人為了得到一點可憐的‘補助’，竟然連艾滋病也不知道！”
賣血！賣血！聽到這熟悉的字眼，我感到渾身冰冷。曾幾何時，河南、安徽等省賣血感染艾滋病成為令人尷尬的“中國特色”，而今天，這種可怕的行為仍然存在，在中國發現艾滋病二十年之後，賣血不止，國難未已，又將有多少人因為貧窮去賣血而感染艾滋病，又將有多少因疾病輸血和使用血製品而感染艾滋病？新的災難又該降臨到多少人、多少家庭身上！除了那些暴富的血站站長，我們的政府官員都到哪裏去了呢？視而不見還是掩耳盜鈴？亦或是為虎作倀？我越想越感到恐怖！
一方麵是，國家為艾滋病高發區的巨額資助，高發區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壓力和經濟負擔，而國家的這些資助又有相當大一部分流進了地方當權者的私人錢包，致使艾滋病人及攜帶者窮途未路；另一方麵，暫時幸免於難或疫情不太嚴重的地區，卻又走著高發區當年的老路，血漿經濟仍在如火如茶地開展，貧窮的人們仍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可憐的“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