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派來的全權代表鮑羅廷終於來到了孫中山的南方政府所在地廣州。這對孫中山和他正在改組的國民黨是一件舉足輕重的大事。
孫中山帶著他的主要助手，包括李大釗在內，在大三元酒樓宴請了剛剛來到中國的邁克爾·鮑羅廷。
席間，孫中山舉起一杯紅葡萄酒來，對著麵部肌肉僵硬、充滿硬線條的鮑羅廷說：“我代表中國國民黨，歡迎鮑羅廷顧問的到來。”
大家相互碰杯後，鮑羅廷說：“我代表加拉罕大使問候大元帥，在適當的機會，加拉罕特別想與孫先生會晤呢。”
孫中山說：“謝謝。聽說你剛從英國回來？”
鮑羅廷說：“正確點說，我是剛從英國格拉斯哥的監獄裏出來，我被判了6個月監禁，8月份被驅逐出境。英國人不歡迎我，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很好客，我就跑到廣州來了。”
輕鬆的笑聲一起，席間立刻不顯得拘束了。
李大釗說，據我所知，鮑羅廷先生到中國來之前，把自己關在房子裏一個月，閱讀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中國資料。
鮑羅廷說：“可是我知道得還是很少。譬如你們中國人的農村，除了村長外，還有一個更有權威的族長，他甚至可以把他視為違犯族規的人沉到河裏去淹死。我就弄不明白，這司法大權誰給的？恐怕不是北京曹錕政府吧？”
人們大笑起來。
鮑羅廷說：“孫先生給很多人題寫了’天下為公‘的字，我在舊金山的唐人街牌坊上也見過，能告訴我，天下為公是什麼意思嗎？是不是全天下實行公有製？”
李大釗笑道：“不是一個概念，你知道中國古代有個思想家孔子嗎？”
“知道，你們供在廟裏的，是你們的基督吧。”
李大釗說：“不是，孔子不是神，這隻是文人的尊崇，稱孔夫子為聖人、先哲。天下為公是孔夫子的話。”
鮑羅廷說：“這可是有曆史淵源了。”
孫中山解釋說，孔夫子有一句話，是：大道其行也，天下為公。說是人人出以公心，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這孔夫子的思想很現代，”鮑羅廷說，“據說，孔夫子是他的父母在外麵野合而生的。”
有些人麵孔為之變色，有些人竊笑。
鮑羅廷知道犯了眾怒，忙解釋：“我沒有惡意，再說，野合沒有什麼不好，隻要有愛情，在什麼地方播撒愛的種子都不該苛求的。”
李大釗忍不住樂了。
孫中山說：“我仔細研究過，你們蘇維埃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孔夫子說的差不多，大同小異。”
“照先生這麼說，”鮑羅廷說，“你們的孔夫子在兩千多年前就發明社會主義了？”
“隻是當時沒有人認真實行。”孫中山說，“孔夫子說’有教無類‘，斥責’苛政猛於虎‘，他是很有平民意識的。”
望著孫中山，鮑羅廷說：“先生很像一個童話中的英雄，也是一個平民英雄。”
孫中山說：“那是對我最高的獎賞了。我想問一問鮑羅廷先生，你們取得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鮑羅廷說：“我們有一個具有鐵的紀律的黨。”
孫中山羨慕地說：“我注意到了。這是我要改組國民黨的原因之一。你們有一支了不起的軍隊，這也是勝利之本吧？”
“是的。”鮑羅廷說，“沒有軍隊，我們攻不下冬宮，不會有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我們也打不倒沙皇。”
孫中山說：“蘇聯堪稱成功的先例、表率，要想取得中國革命的成功，非學習你們的經驗不可。”
鮑羅廷說：“我還在深入研究先生的三民主義。”
孫中山說：“其實，三民主義與蘇聯的思想體係差不多。三民主義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
鮑羅廷聳了聳肩，不知是不同意孫中山的看法，還是沒能理解他的“差不多”的含義，他幽默地說：“現在流行的社會主義很多，有躺在沙發上的社會主義，有穿燕尾服的社會主義……”眾人聽了都笑起來。
孫中山切入正題說：“我想，你們的列寧注意到了我們的請求，當務之急，我們希望你們幫助我們建立軍校、建立正規部隊，我們希望與蘇聯結成同盟。”
鮑羅廷說：“這可以一步步來，但是，我既然來了，就是有誠心來的。列寧同誌說，孫中山是個有遠見的人，在全世界都把蘇聯看成是妖怪的時候，孫中山願意和我們做朋友，這是個可以患難與共的朋友。”
孫中山十分激動地喝幹了半杯酒。
孫中山一生都在與外國政府打交道，尋求支持，政治的、道義的、財政的，他幾乎總是失望。有人說孫中山是軟弱外交的追求者，孫中山說那是因為無奈。同時他強調，自己又是自負外交的操縱者，因為他的主旨是使洋人為我所用。
孫中山說：“我們現在正同陳炯明作戰，一方麵在改組，準備設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
鮑羅廷認為國民黨是有很大的潛在力量的，當然了，迄今為止還沒有很好地完成曆史使命。一旦俄國共產黨人同情、支持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家們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革命的高潮就快到來了。孫中山先生多年積累的經驗，使它能夠給這個黨提供它所短缺的東西，那就是一種戰鬥精神和全民性的組織。
陳友仁的翻譯一完，席間熱烈鼓掌。
鮑羅廷繼續闡釋他的觀點：發展中國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條件，是植根於工人運動和要求中國統一，自由和獨立的全國性鬥爭結成聯盟，這項任務，隻有依靠國民黨所領導的鬥爭取得成功才能實現。隻要中國仍舊停留在目前這種半殖民地狀態，工人就毫無指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一句話，他希望通過使國民黨更加具有民族主義的戰鬥力的方法，來改組和振興國民黨。
孫中山帶頭為他鼓了掌。
孫中山說此前已經給國民黨上海總部的張繼、戴季陶、汪精衛、廖仲愷寫了信，並且將請李大釗先生一起會商，負責草擬一個新的黨章、黨綱，還想請鮑羅廷先生充當這個機構的顧問。孫中山問他：“可以嗎？”
鮑羅廷說：“我十分榮幸地接受大元帥的聘請。”
孫中山站起來，手托酒杯，說：“我昨天給在莫斯科的蔣介石拍了電報，他已經與托洛茨基會談過，他取得了很大的收益，我對蔣介石說，誰是我們的良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胸中都有十二分的明了，鮑羅廷先生的到來，再次證明了我們的判斷！”
眾人鼓掌，鮑羅廷起身擁抱了孫中山。
孫中山親手設立了一個改組國民黨的執行機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胡漢民、廖仲愷、譚平山、林森、孫科、鄧澤如等9人為委員，李大釗、汪精衛等5人為候補委員，後來又增任了林直勉、馮自由等5人為候補委員，開始起草黨綱黨章，並確定在1924年1月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就在孫中山的構想一步步順利實行時，林直勉、鄧澤如殺了出來，他們與11個人聯名上書，提交了一份彈劾共產黨案。這可能與代表名額確定有關。當時如果都憑各省選舉，剛剛成立不久的共產黨的年輕領袖們還沒有多高的社會聲望，很可能選不上。孫中山采取了補救辦法，一半代表由下麵選，另一半由孫中山一人圈畫。這樣一來，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就占了百分之十四。
鄧澤如這些人認為孫中山過分偏袒共產黨，將來必招禍，因為共產黨的綱領絕不是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差不多”。
他們上書後不見回音，又約齊找到了孫中山的辦公室來麵諫。
林直勉、鄧澤如等人在孫中山的小會議廳裏，顯得情緒很激動。
孫中山勸告他們要大度，共產黨這幫年輕人，熱火朝天，朝氣蓬勃，有組織才幹，吸收他們有什麼不好？可以給我們老氣橫秋的國民黨以朝氣嘛，怕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