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轉型時期，出現大量的下崗人員，似乎是一種必然現象。職工從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地位驟降，4050群體就低擇業，這一切似乎又是改革的陣痛，必須付出相應的成本。實證調查顯示，確有如上必然性，但又不完全如此。下崗原因一部分是企業破產、歇業造成的，另一部分卻是製度設計的不成熟與疏漏。下崗人員是轉型時期的犧牲者，他們將青春獻給企業，以低工資創造巨大的財富，支撐社會運行，經曆年富力強後卻失去原有的崗位，這是失衡的一代。政府設立專項資金，資助下崗人員創業與生活，應當繼續關注這一群體，想方設法給予各種政策支持，補償達到最大化，撫慰他們的心靈，接近社會的公平性。
1 社會與個人的兩難態勢
經濟轉型引起職場的劇變，巨量下崗人員湧向社會，受製於有限的財力，政府仍賦予相當的人文關懷，給與津貼與減免稅賦，財政負擔因此加重。下崗人員年齡、文化和技術處於劣勢，再就業陷於困境，失業數量劇增，社會壓力加大。上訪層出不窮，社會出現新的矛盾，政府是改製的推動者，又是繕後工作的承擔者，盡管付出不小的代價，力圖在經濟上補償下崗人員，但仍難以消除他們的情緒。
我國是個人口大國，就業形勢嚴峻。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改委製定的“十一五”《綱要》，到2010年，勞動崗位供給缺口1000萬左右，下崗人員的加盟，無疑加大就業壓力，在未來一個時期，失業問題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最大挑戰。
職工下崗後再就業需要時間，政府十分關心他們的處境，給予失業津貼。全縣1998年的失業津貼為每月200元，此後根據當地上年最低工資的70%換算，再加10%作為醫療費，2008為560元。發放年限為2年，對象包括下崗後立即就業人員，體現公平原則。這筆金額數量可觀，1998～2001年的發放總數見下表：
“4050”群體就業困難，即使就業也往往工種差、收入低，無力支付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政府給予“兩金”補貼，用於繳納部分養老和醫療保險金。全縣2005年為2574人發放205.92萬元，每人津貼800元，2007年增加到1300元，占實際繳納的28%左右，時間限定3年。
為解決就業擁擠問題，積極鼓勵自主創業，從事工商業的人給予政策支持，免除前3年的稅收。全縣2005年減免932萬元，2006年825萬元，871人受益。
這些惠民舉措，分散到個人並不驚人，但在地方財政的盤子上卻不是無足輕重的份額，加大財政的支付缺口。下崗津貼前所未有，政府以財政支持的方式幫助新的社會群體，從下崗人的角度看，這些優惠無法彌補他們的失落，他們失去優越的地位，遭受再就業難的困擾，心境一落千丈。
部分雙職工變為單人就業，上有老下有小，獨腳金雞似的職業人無力支撐家庭。“4050”人不符合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年輕偏好傾向，在低端的第三產業中尋找出路，充當馬路天使，在大街上設點擦鞋，加入家政隊伍，迫於生計他們變得能放下一切。一方為農村的，形成新的“還鄉團”，失業在家；有的買牛耕田，與農民爭利。由此產生兩種後果，在富餘的農村勞動力數量上加碼，與轉移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逆向而動，背離國家的宏觀戰略。
企業文化注重以廠為家，下崗人員深受這種文化的熏陶，將企業視為自己的依托，在離開企業時有人潸然淚下；老職工臨終時叮囑子女火化前必須經過老廠。下崗不是他們的過錯，也不是像西方國家市場長期淘汰的產物，而是體製轉型及其他因素的結果，優秀的技工也不例外，甚至有賣房入股決意保職位的。他們由領導階級轉為“底層民眾”，地位向下流動帶來心理挫折感，卻找不到責備自己的理由，“隻能自然地將其歸咎於外部，歸咎於政府，歸咎於命運。”有人告誡自己及親友的子女，千萬別當工人，這是一代人的呼聲，令人深思。
不平則鳴，下崗人湧向當地政府，連續上訪，層層上訪，要求補償。雖然改製後10年時光已經消磨他們的情緒，漸漸接受社會現實，但心理裂痕猶在，與社會的距離猶在，隱憂猶在。
聯係國際層麵，類似的情形不乏其例。英國國有企業成本高而效率低，導致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和工業關係的緊張，撒切爾夫人政府於20世紀70年代末推行私有化，擺脫“英國病”，創造“英國奇跡”，同時產生許多弊端和副作用，貧富差距擴大，失業率居高不下，1990年撒切爾夫人被迫辭職，1997年保守黨慘敗給布萊爾的工黨。“拉美現象”更是如此，私有化與失業、社會動蕩相伴而生。我國的地方企業改製，政府和職工付出高成本，相反改製企業的所有者卻獲得厚利，彰顯改革方案設計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