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談話到最後，張仃將自己的北圖借書證交到了丁紹光手中。那時的教授專用借書證可以在北圖隨心所欲查閱資料，還可限量外借，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無償服務。
在《懷念恩師張仃》一文中，丁紹光滿紙濃情地記下了刻骨銘心的“那一天”，也就是文中所述的“那一晚”，“被張光宇先生稱為‘畢加索加城隍廟’的張仃，十分好奇而興致勃勃地接受了我這個青年學子。當時我18歲，張仃41歲。他風華正茂，才思敏捷，談文論藝，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那真可以說是神采飛揚，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丁紹光又到北圖借書去了。凡畢加索的畫、有關畢加索的文章，他都借，一借一大摞。回到學院就大規模地臨摹，暢快地狼吞虎咽，反複臨摹過的一些作品，到後來就能脫手畫在作業本上了。
丁紹光後來回憶這段時間，他說：“起先是直接臨摹，但後來就不是直接臨摹，而是理解形式特色，再畫自己感受的內容。我很喜歡畢加索的作品，學習他的方法和技巧，也采用了許多他的手法和內容，嚐試形成自己的構思，其中包括當時在校內造成影響的石膏板畫……”
就在他瘋狂創作石膏板畫的時期，不止一個同學聽過他講“張仃給畢加索送禮”的故事，不止同班十個人傳閱張仃送他的那張與畢加索的合影。1958年，張仃作為中國藝術界的官方代表，有幸在法國見到了畢加索。當時政府為代表團準備了一件雕刻精致的象牙工藝船，讓他帶至巴黎，作為禮物送給這位藝術巨匠。張仃自己則送了一張從街上買來的年畫。年畫上麵是中國古代民間傳說中的門神，色彩極為豐富。從禮物的價值上看：一貴一賤；從畢加索的表情上看：一冷一熱。丁紹光至今還完好保存著張仃送給他的那張與畢加索的合影，盡管照片已經發黃。丁紹光至今仍把張仃向畢加索送門神的故事，當作講給取經探寶人聽的保留節目。
晚年時期的張仃
他從不回避從畢氏“拿來”，包括畢氏本人的偏愛——對中國民間藝術那種色彩瑰麗、直抒情懷表達方法的偏愛。他年輕的目光，曾漫遊在中國京劇的服飾、臉譜，中國建築的紅牆碧瓦，那層層疊疊的色彩之海上。
“我作品中濃重的色彩就是來自對中國古代藝術的研究。”丁紹光實話實說。
未曾長久相守，畢竟曾經擁有。
如今丁紹光的成就，母校臉上有光。可那時他為學校惹下的麻煩，卻也是一個接著一個。
畢加索這個“魔瓶”開啟之後，他又繼續尋找其他的“魔瓶”——轉而研究20世紀早期藝術家馬蒂斯、米羅、克利、杜布菲和達利，更加有目的地揣摩那些飛翔於墨西哥壁畫上的精靈。進入高年級的丁紹光創作了許多畫，一些低年級的學生也動手仿效他的作品，這不包括在張光宇教授指導下，運用傳統線描手法為詩人聞捷著名的長詩《動蕩的年代》做的插圖。那是課堂作業。課餘他搞的是石膏版畫，說發明也可說是個發明：石膏滲了顏色，一層層往板上倒，紅一層、藍一層、黃一層、黑一層，一層一個高度，還有石膏滲了顏色變成的中間色調，各種顏色混合在一起的五顏六色。用刀子、用釘子、用刮刀，丁紹光謂之“不擇手段”地一齊上：需要什麼顏色、刻到什麼深度、刮到什麼深度、出什麼顏色，他都認真探索，毫不含糊。色彩豐富的畫麵直追畢加索、馬蒂斯……丁紹光樂得兩眼放光，樂得飯菜不香，樂得對著窗外的天空大發奇想。這奇想是19世紀荷蘭大畫家梵高做過的——幻想有一天會從天上采擷彩虹，放在自己的畫布上。僅是一個丁紹光身陷色彩的漩渦裏嗎？不是，效仿者眾多。低年級的學生，三五成群，也在課餘玩起了石膏板。當時，這些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侵蝕。有人向文化部打了小報告：“放縱青年學生學習外國資產階級藝術家”——法號吹了起來。文化部措詞嚴厲的通報下達到各藝術院校，並點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名。
“我作品中濃重的色彩就是來自對中國古代藝術的研究。”丁紹光實話實說。
20世紀50年代張仃和畢加索合影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張仃，在不久後的“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陽奉陰違”是罪狀之一。
在丁紹光的書包裏，在張仃之後又添了一張張光宇教授的北圖借書證。龐薰琹等老教授的家，還為他夜來請教留下一道縫。在“東風壓倒西風”的那些年，雖然丁紹光膽子一貫大，但他出入這些宅院，也不得不學電影裏的地下工作者。
他心裏十分明白，大學時代曾給老師們惹下一個又一個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