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在南開新劇團參加演出的劇目較多，主要有德國霍普曼的《織工》、莫裏哀的《慳吝人》、丁西林的《壓迫》、易卜生的《國民公敵》和《娜拉》等，他還參加演出過未來派的戲劇《換個丈夫吧》。曹禺的表演技巧相當熟練，頗得師生稱讚。在《娜拉》中他扮演娜拉，演出後校刊記載說：“此劇意義極深，演員頗能稱職，最佳者是兩位主角萬家寶和張平群先生，大得觀眾之好評。”《南開雙周》第2卷第3期。據一位較曹禺低一年級的同學回憶說：“當時南開新劇團的演出具有相當水平，演員表演技巧也好，萬家寶多是扮演女角，演得相當出色。他參加公演的《國民公敵》、《娜拉》，每次在瑞廷禮堂裏演出都是滿座，擁擠得很。”
曹禺在南開中學的戲劇實踐活動，對他的戲劇美學思想和後來的創作都產生了比較深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是在戲劇和社會的關係上。
在較多的話劇演出實踐中，他初步認識到戲劇的社會作用以及戲劇和政治的關係。1926年，為了紀念校慶廿三周年，準備演出易卜生的《國民公敵》。但是，“彼時津市軍政當局憎惡其名，疑該劇有政治宣傳作用，竟於將行公演之前夕，函知學校不準公演，當時因處於軍閥淫威之下，未有申辯，隻得忍氣吞聲停止公演”陸善忱：《南開新劇團略史》，《南開校友》1935年第1卷第3期。。這件事對曹禺影響很大。曹禺回顧說：“天津的軍閥褚玉璞，以為有一個姓易的青年寫了《國民公敵》，罵他是‘革命’的敵人，派了督辦公署的爪牙勒令師生們停演。”對此，曹禺深有感觸地說，當時社會黑暗到了極點，“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下，都需用盡一生的氣力！”這是曹禺親自經曆戲劇演出遭到反動當局禁止的最早的體驗。直到1928年，時值易卜生誕辰百年紀念日，才將《國民公敵》改名《剛愎的醫生》公演於眾。這樣的事，怎能不使他感受舊製度的黑暗以及反動政權對戲劇的壓迫！？曹禺說，那時學生的戲劇活動，大半是同進步的政治活動結合起來的，經常用戲劇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這樣就使他從正反兩個方麵體驗到戲劇的戰鬥功能，使他懂得運用戲劇這一武器為破壞舊製度服務。
二是在戲劇和群眾的關係上。
可以說再沒有比親自參加過舞台實踐的人更能體驗觀眾的心理、情緒和要求了。曹禺說：“這些演出活動對我很有好處。使得我懂得了觀眾喜歡看什麼不喜歡看什麼，需要看什麼。戲劇要教育觀眾。但演戲、寫戲的人首先要懂得觀眾、了解觀眾。”他後來寫《雷雨》、《日出》等，不但考慮到觀眾的思想水平、可接受的程度，也考慮到觀眾的欣賞習慣。他正是走了一條適應觀眾需要的戲劇道路。這點是曹禺戲劇美學思想的可貴之處，由此給他的創作帶來一些獨具的特色，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三是在創作方法上。
曹禺當時演出的劇本，主要是“五四”以來的話劇和外國作家的作品。這兩大類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以反映社會現實課題為主旨的現實主義作品。因之，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給了他比較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