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是巧合，契訶夫的抒情喜劇也曾經遭到過誤解，契訶夫有時為此十分懊惱。高爾基曾說，倘若把契訶夫的戲劇當做悲劇來處理，“那就使它變得沉悶，就把它們毀掉了”。對於《北京人》，我們也可以借用高爾基這句話，誰要是把它當做悲劇，同樣也把它毀掉了。
二“一群廢物”
喜劇性是《北京人》的主要特征。馬克思說，人類總是“含著微笑同自己的過去訣別”的，而這正是《北京人》的喜劇基調。
盡管悲劇和喜劇都反映社會生活中的矛盾，都要塑造典型性格，但是，二者既有聯係又有區別。悲劇所反映的是“曆史必然的要求與這個要求不可實現之間”的矛盾，那些悲劇的性格在為崇高的目標而鬥爭時，總是遇到曆史條件的限製而不能達到目的，最後不能不以失敗而告終。喜劇所反映的則是那些客觀上已經提供了解決途徑的矛盾，而那些喜劇人物卻為著一個背逆曆史潮流的目的而鬥爭，他們甚至把希望寄托在虛幻的和實際不存在的事物上，因之，他們的鬥爭總是荒謬的，令人可笑的，也是不能達到目的的。我們不能說喜劇的境界一定比悲劇的境界要高，但是，就曹禺的創作發展來看，他寫出了《北京人》這樣的喜劇作品，卻反映了他的思想的進展，他的現實主義更加深化了。
《北京人》現實主義的喜劇性，突出地表現在它的戲劇環境的描寫上。
一台戲就是一個小小的世界。在這個戲劇的世界中，為作家精心安排的人物和衝突以及事件的發展和結局，總是體現著作家對戲外世界的認識。《北京人》展現的戲劇環境是一個典型的喜劇環境。在這個典型的環境中，顯示著作家已經深刻地把握了整個舊製度必然崩潰的性質，而且十分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它不但意味著新的生活和製度應當取代它，而且這新的世界正衝破黎明前的黑暗誕生出來。有人說，《北京人》“所寫的那個封建家庭（封建社會）看來錯綜複雜，但其實過於孤立了一點”，“那樣一個大家庭，和整個封建勢力並沒有彼此來往的血緣關係，隻是關起門來開演一場悲劇”。這些意見，恰恰沒有看到曾家這個如同棺材般封閉的世界，表現出整個封建製度的腐朽的垂死的喜劇性，它在偉大的曆史進程麵前，走向它的喜劇的階段。
曾家，這是一個世襲著祖宗敬德公光榮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曾家的小花廳記錄著這個家庭的曆史，如今還多少保留著堂皇的外表。但是，內裏卻蛀空了。曾經是氣象軒豁的門第，盛極一時的詩書禮儀的世家；而如今卻是家道衰微，四麵楚歌。大幕啟開，作家便展開了它的喜劇的情勢：裁縫鋪的、裱畫鋪的、果子局的、油漆棺材的，都一起逼到門上來要債。對此，連曾家的老仆人陳奶媽都深為感慨了：“你看可有堵著門要賬的嗎？”“要是老太太在，這麼沒規沒矩！送個名片就把他們押起來。別說這幾個大錢，就是整千整萬的銀子，連我這窮老婆子都經過手，真，他們敢堵著門口不讓我進來。”凡引自《北京人》中的文字，均出自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版。過去，曾家豈止沒有討賬的，“不是個藍頂子，正三品都進不來”，而現在要賬的卻敢於打上門來，這豈不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不但如此，連大客廳都租給了人類學家，房子也抵押給隔壁杜家了。曆史就是這樣地無情，又是這樣地諷刺。當前這種頹敗崩潰的現實就成為對它輝煌曆史的辛辣的嘲諷。這個黑暗王國的統治者們，再也不能抓住曆史的韁繩了，他們已經不能再扮演任何嚴肅的角色，也不能有信心地進行鬥爭，而在麵臨的大崩潰的末運中，隻是加劇著鉤心鬥角和互相傾軋。有的則竭盡了自己老耄的餘威，裝腔作勢，固守著最後的堡壘，有的則施展各種計謀手段，夢幻著登上黑暗王國的寶座，坐穩了大奶奶的地位，到頭來，都無法阻擋曆史的潮流，演出了一幕幕醜劇。而黑暗王國的子民們，有的痛心疾首，牢騷滿腹，煞有介事，做不完他發財的美夢，有的過著空洞悠忽的日子，痛苦歎息，雖生猶死。這些不肖的子孫，再不能擔當振興家業的角色，眼看著破亡而絕無行動。呻吟在王國底層的人們，有的早已失去希望再也不能忍耐，有的還堅韌地忍耐著希望著。而一旦新的生活陽光投射進來，就使不能忍耐的人果斷地朝著新的生活奔去；而尚能堅韌忍耐懷著希望的人，終於再也不能忍耐，連一個快樂的夢都做不成，也終於跨出這高門大宅的門檻，勇敢地走上新的生活道路。從這個小小的家庭震蕩崩潰的圖景中，作家深刻地揭示出生活發展的趨勢：生活就是這樣地發展著變化著，腐朽的走向衰亡，新生的走向勝利，一切都朝著自身的反麵走去。他描繪得是如此真實而令人信服，作家筆下的生活具有一種綿密的生活發展的邏輯力量。
當一個作家把他的戲劇環境描寫成一個不可逃脫和不可逾越的環境時，也許隻能提供一個悲劇的世界。假如他認為整個社會如同一座地獄一樣，製造出大大小小的悲劇，那麼，他不可能寫出一個喜劇的環境。《北京人》和《雷雨》的環境都具有黑暗王國的特征，但是，《北京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崩潰的王國，而且是一個可以衝破的王國。作家發現了這個王國原來是一個喜劇的世界，在這方麵顯示著他“自己的哲學”的變化。在《雷雨》中，由周樸園統治著的家庭是一個令人窒息的環境，如作家所說，它“正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裏麵，怎樣呼號也難逃脫這黑暗的坑”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作家好像麵對著茫然不可知的力量，從背後操縱著世界，他感到黑暗力量的強大，使人難以擺脫悲劇的命運。他恨不得轟毀這個罪惡的家庭和社會，但是，他還看不到衝破這黑暗王國的出路。在《日出》中，作家渴望著陽光，他嘲諷了那些鬼似的人們，覺得那個社會是要崩潰的。但是，那個為大大小小金八統治的世界仍然像一具無形的鐵網，也使人難以逃脫它的包圍。他對現實的悲劇感受是太深刻了，陳白露、黃省三、小東西都隻能落得一個悲慘的結局。他的喜劇感受還沒有達到揭示出一個喜劇世界的地步。《北京人》則不然了，透過作家所描寫的戲劇環境，使人看到作家筆下的世界，再不是一個能夠恣意製造悲劇的“殘酷的井”，也不是一個使人難以逃脫的“黑暗的坑”。如果說周樸園還覺得他有力量，他還為他的“最圓滿、最有秩序”的家庭秩序而鬥爭，那麼，曾皓、曾思懿這些王國的統治者已經感到虛弱，他們在大崩潰來臨前夕，徘徊低首，不忍遽去，但也不過隻能為著一個不可實現的虛幻目的來一次掙紮而已。曆史已經把他們變成了喜劇的對象。而作家更進一步展示了，像瑞貞、愫方絕不再是掌握不了自己命運的人物，盡管充滿著艱難和痛苦，卻終於衝出了重圍。在這個意義上，就不能籠統地說《北京人》沒有給人們“明確指出活著的人的生路”了。較之《雷雨》、《日出》，作家是更真切地把握到生活中的主潮。因此，當作家發現了這個不合理世界的喜劇性時，他就不是捶胸頓足地去發泄“被抑壓的憤懣”，而是懷著信心，含著微笑同古老的生活方式訣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