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不是沒有感情上的苦悶的，他也不滿意這個家庭環境。他對愫方說，這個家就是個牢。但是，他的愛和恨都消磨得平淡了，他懶得很，懶得做一切事情，甚至懶到懶於宣泄心中的痛苦。他的人生哲學是一種懦夫哲學，是一種寄生的哲學。他看思懿總是強迫曾霆和瑞貞，說，“他們夫妻倆沒話說，就少讓他說幾句。何必勉強呢？凡事勉強就不好”。他知道“勉強就不好”，他同樣沒有行動，隻是說說而已。思懿說，這個家都叫外來的耗子咬空了，他就說，“有飯大家吃”，誰來吃都可以，他根本無心過問。他對思懿的每一次取鬧，總是說，“何苦這樣”，“何苦如此”。這種“何苦”的習慣用語，顯然是他對於思懿的進攻無可奈何的懦夫哲學的反映。就是這樣一個生命，“成天在這樣一個家庭裏朽掉，像老墳裏的棺材，慢慢地朽，慢慢地爛，成天隻知道歎氣做夢，忍耐，苦惱，懶，懶，懶得動也不動，愛不敢愛，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這不是墮落，人類的墮落？”他早已失去飛翔的能力，他是被逼著外出的，但是，“外麵風浪很大”，終於又不由自主地回來，寂然地自殺了。他的死，不過是封建士大夫文化慢性自殺的結果。他的死不是悲劇的，是喜劇的，因為他早就失去了生命的價值，過著雖生猶死的日子。當一個“生命的空殼”終於連這層空殼都沒有了的時候，那麼，他死的價值猶如生的價值都是諷刺的，喜劇的。對於真正的“人”來說，隻能是一個極大的恥辱！
江泰仍然活著，而實際上他像文清一樣也死去了。他們都是沒有價值的生命。這兩個人物性格最足以說明，什麼樣的製度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性格。作家深刻地揭示出，一個曾經在曆史上存在的社會製度再不能產生維持其自身生存的人物，反而產生著為這個製度自身所腐爛的人物；它在曆史上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根據，也表明著封建階級已經成為一個寄生蟲的階級，舊製度是徹底腐朽了。《北京人》以其對生活的獨特的發現，透過這些喜劇性格，揭示出封建製度無可挽回的崩潰的必然性。他筆下的每一個喜劇性格都表明著舊製度崩潰的趨勢，可以說，他的人物性格就是社會製度。這正是《北京人》現實主義傑出的成就。
三愫方的形象
《北京人》在反映舊製度的必然崩潰上，顯示著它現實主義的巨大說服力。而真正體現它現實主義新成就的地方，卻在於它表現出生活發展的趨勢，寫出了新的生活秩序的必然勝利。但是，一些評論對此采取了過分挑剔的態度，說它隻“唱出了舊社會的挽歌，但對新的生活理想的啟示，則顯得縹緲而空虛”。有人說，“對走向新生的那一麵就寫得懸空無力了。那兩個出走的人完全是由於客觀環境的壓迫，卻並沒有甚麼本身的覺醒的因素”。當然，一個作家能夠通過廣闊的生活畫卷和錯綜複雜的社會鬥爭，去反映一個大變動時代的主潮，那自然是好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一個作家從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描寫中，透視時代的激蕩，從時代潮流激起的浪花中反映出新的生活潮流奔騰向前的濤勢。《北京人》就屬於後者。
作家在《北京人》中繼續著《蛻變》主題的探索。他在探求著生活的真理和生活發展的邏輯。曹禺作為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優點是從生活中去探求真理的答案。他在《蛻變》中滿懷激情地去表現“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探索著它們是怎樣在“艱苦的鬥爭裏醞釀著，育化著，欣欣然發出來美麗的嫩芽”。探索著怎樣“‘蛻’舊‘變’新”。但是，他過分樂觀了，把那些新的嫩芽安置在一個不配誕生他們的具體環境裏。他寫出了他的希望，但也反映他對生活理解得不夠深入。《北京人》在表現一個大家庭的崩潰中，他就比較深入地把握著生活中新的幼芽破土而出的真實情形，也比較自然地寫出這個家庭中的“蛻變”的過程。從這些嫩芽欣欣然發出來的破土而出的聲音中，報道著新的生活潮流正在衝擊著冰封的河床，迎來即將解凍的春天。我們已經說過，曾家是一個沒落的家族，當祖國大地上正在發生著深刻的革命變動的時刻，它仍然固守在這古老的堡壘裏。這裏的生活像一池腐水。但是，陽光終於穿過幽暗的窗欞照射進來了，它不但使死寂的生活得到了一線光明，而且像火種點燃著王國底層的人們將欲死去的心靈，給人以光明和希望。作家沒有正麵描寫這個陽光，但是他的象征性的暗示，仍然是符合時代的真實的。這種含蓄的暗示，有著它環境壓迫的緣故，但它暗示的內容卻是具體的，而不再是憧憬的。
瑞貞是這個黑暗王國中最先覺悟的人物，她走向新生並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