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曾皓、思懿從不同的表現形式上反映了舊製度必然崩潰的命運，那麼，江泰、文清的喜劇性格就更深刻地展示出舊製度的腐朽性質。在曾家這個腐爛的王國土地上，再不能生長出健壯的樹木。它像一具久埋地下的棺木，見不到陽光，透不進新鮮空氣，無論什麼人在這裏生活都會慢慢地朽掉。曾皓曾絕望地說：“不要管我，我不責備你們，責備也無用，都是一群廢物，一群能說會道的廢物。”作家銳利地發現了江泰和文清的“廢物”特征，他們都是“耗子”。
江泰，這位曾家的姑老爺，曾經是專攻“化學”的老留學生。人不算不精明，心眼也並不是很壞的。他呼吸過資本主義的文明，也多少有些民主的覺醒。但是，封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像幽靈一樣附著其身，他同封建世家的環境有著深刻的血緣關係。那種舊時北平官僚士大夫的悠閑生活，北平的公子哥兒的好吃懶做，使他養成了能說而不能做的惡習。他滿腦袋都是發財的夢想，但又永遠一事天成。他學的是化學，可是他卻願意做官，以為這是發財之道。而幾次做官都不得意，最後一任竟因侵吞公款被撤了職。他還辦過肥皂廠，想開廠發財，結果，竟因連製造肥皂的方法也弄不清，也是不了了之。他窮困潦倒，寄居丈人家裏，手裏沒有錢，自然受到曾皓的冷遇，遭到思懿的白眼。他的喜劇性在於，他既要寄人籬下，卻又不能甘心，偏偏擺出一副姑老爺的架子，他本身已經失去謀生的能力，卻又整天生活在發財的夢幻裏。因此，他總是牢騷滿腹，罵曾皓，罵思懿，罵妻子，又止不住地借酒消愁，捶胸歎息。他一個勁兒地嚷著要離開曾家，可是他總是走不了，他和文清一樣也是飛不動了。他厭惡曾家的一切，他好像是個不平者，看事看人都能一語中的。揭露曾皓的虛偽，揭穿思懿的陰私，都顯示著他的目光銳利。為愫方抱打不平，也說明他不乏正義感。他的嘴是永遠關不住的，但是，也隻是說說而已，他不過是借此達到一種自我抒發，哪怕他最激昂慷慨的言詞，都沒有半點要起來行動的意味。他對自己也似乎了如指掌，看得很清楚，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有自知之明，更不是什麼嚴肅的自我解剖。他對袁任敢說：“我就會吃，就會吃！（不覺談到自己的痛處，捶胸）我做什麼就失敗什麼。做官虧款，做生意賠錢，讀書對我毫無用處。（痛苦地）我成天住在丈人家裏混，好說話，好牢騷，好批評，又好罵人，簡直管不住自己，專說人家不愛聽的話。”這是一幅絕妙的自我畫像。不能說他提到自己的痛處就不痛苦，但是他的痛苦是一種失去動力的痛苦，也是不準備改變現狀的空洞的痛苦。他隻能生活在這種毫無嚴肅意義的痛苦之中，不管他如何捶胸頓足、抽泣歎息都沒有任何真實的價值。正如文清所說：“他也是跟我一樣，我不說話，一輩子沒有做什麼。他吵得凶，一輩子也沒有做什麼。”在這個封建士大夫的環境中，再也不能產生能夠“做什麼”的人物。隻有一次是例外，當曾皓的棺材要被杜家抬走時，他突然來了一次行動。他主動要外出求援，好像要創造奇跡，但是他什麼也沒有弄來，而是做了偷兒被警察押回家裏。在這樣一個喜劇的嘲諷中，活畫出他的“廢物”的特征，他是什麼事情也做不成的。
看上去，文清的性格似乎和江泰不同，特別是他的結局帶有悲劇性。但就其實質來說，同樣是個喜劇人物。
文清生來天資聰穎，素有神童之譽。但從小就嬌生慣養，到了十幾歲還得奶媽為他穿褲子。而士大夫的文化教養猶如鴉片一樣使他慢性中毒，在封建禮教的桎梏下，造成了他精神上的癱瘓。這棵本來柔弱的苗，在封閉的家庭環境中不見陽光，不著風雨，窒息了他人生的欲求，也扼殺了他的才能。他沉溺於下棋、品茶、喂鴿、養鳥、賦詩、作畫的士大夫生活情趣之中。與其說下棋之類標誌著他清俊飄逸的高雅，毋寧說他把生命都消耗在這些無聊的行為之中。正如江泰所說：“茶對我們隻是解渴的，可一到他口裏，就會有無數的什麼雅啦，俗啦的這些道理。然而，這有什麼用？他不會種茶，他不會開茶葉公司，不會做出口生意，就會一樣，‘喝茶！’喝茶喝得再怎麼精，怎麼好，還不是喝茶，有什麼用？”當江泰這樣評論他這位內兄時，其實他自己也是這樣的無用；而文清這種無用也照出江泰的性格特征。這一對喜劇性格是相映成趣，互為諷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