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縣章莊鋪鎮曾經有個村子叫城壁村，村名源於附近的一條河。這條河過去沒有名字，相傳有一位剛剛中舉的才子漫遊到此，見清清河水奔流不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雖無山趣，卻有水樂，於是在近處租了一間房子安住下來，池水為墨，藍天當紙，每日揮毫不輟。一天，不慎將毛筆落入河中，舉子掃興而去。後來聽說這位舉子當了大官，當地的人們就把這條河叫沉筆河，並說將來誰撿到了他落下的這支毛筆，就沒準成為文人。天長日久，以訛傳訛，將“沉筆”寫作“城壁”了。
字改了，故事仍在延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一個天幹水淺的日子，有個名叫雷澤民（後更名為劉德明）的放牛娃在沉筆河灘上放牛，還真撿到了一支毛筆，並且用這支筆，書寫著他的人生，成了一個十足的文化人。地方上了解他的人都說：他這大半輩子，就像他撿筆的故事一樣，充滿著傳奇色彩。
“神童”之譽
新中國成立的前一年仲秋的一天，沉筆村鄰村雙興一個雷姓農家，迎來了雷澤民的誕生，他是這個家庭的長子，取名澤民。
這是一個閉塞落後的村莊，離公辦學校較遠。澤民八歲這年，才在離家不遠的一個私人學堂入學啟蒙。說是學堂，仍近似於舊時私塾。一間教室，一個老師，多年級複式，兩門課程（語文和寫字）；四五張方桌，各方坐一人，學生是來自附近三個生產隊二十來個窮家小戶的孩子。講台就是一張方桌，旁邊放著一把太師椅。沒有黑板。“舊瓶裝新酒”，語文課本倒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正兒八經的教材。老師是從私塾先生過渡而來的，總丟不掉私塾裏的那些內容，還補充一些傳統讀物讓學生閱讀。比如《增廣賢文》《百家姓》《六甲》和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詩之類的手抄本。教學方式也是沿襲私塾形式，語文課隻管讀和背。這位先生又喜歡喝點小酒，有時“三杯竹葉穿心過，兩朵桃花上臉來”，或者背著手在幾張方桌間穿來轉去，搖頭晃腦，不知所雲；或者醉眼蒙朧地坐在那把太師椅上，讓學生先後帶著書到他的太師椅一旁背誦。雷澤民每次都是搶先去背，而且滾瓜爛熟，一口氣背完。這隻是第一學期。“基本的漢字就那麼多，認得下來就可以讀課文了。”他如是說。
不僅如此，那時的農村外出人員如服現役等完全靠書信與親人聯絡，而能提筆寫書信的又很少，雷澤民隻讀了一學期書，居然能為鄰裏代寫書信，鄰裏誇讚他說：“這孩子是個‘神童’！”
第二學期開始，他向老師提出了一次背誦幾篇課文的要求，半個月下來，一本書全背完了，連“主編呂叔湘，定價0.12元”至今都記憶猶新。他甚至不理解，就那薄薄的一本書，怎麼有些孩子多少天背一篇還結結巴巴？老師也不懂，教了幾十年書，沒碰上背書這麼快的學生，雷澤民莫非是個‘神童’？同學更是投以神異的目光。顯然，一學期一本語文課本他完全“吃不飽”，那些補充教材也不在話下。
沒事幹，他隻有一邊把課本當玩具卷來卷去，一邊告訴同學讀書。不到兩個月，語文課本被卷成了一根“燈芯”。
學堂裏的另一門課程是寫毛筆字。老師將寫好的字發給學生，讓學生用白紙蒙在上麵“描紅”（俗稱“打影本”），然後交給老師批改。
老師的批改就是用朱砂筆在寫得好的字上打圈，每次交上去，雷澤民臨寫的幾乎都是紅圈。時間長了，老師總是說：“這孩子特別聰明。”
就這樣，他在這所私人學堂裏度過了兩年時光。
父親聽說後，將他送到了韋廠公學，上三年級。公學開設數學課，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他沒法跟上，加上恰在這時，母親因病去世了。
父親當時在申津渡一家縫紉社當會計，回家料理喪事後，把弟妹托付給親戚代管，將澤民帶到申津渡繼續就學，去了一學期，讀完了第七冊語文。因響應國家大辦農業的號召，父親回到了老家種田，澤民從此輟學。
這次輟學，也就讓他從此失去了上學讀書的機會，回到家裏當起了放牛娃。
“我不能上學，書還是可以看的呀！”
那時，最適合小孩子看也是最流行的書就是連環畫（俗名“娃娃書”）。大了，還看民間唱本和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說唐》《薛仁貴征東》等。他想買，沒有錢，就找鄰家孩子借。這些書，很多小孩子也看過，就是記不住，雷澤民看後卻能將一個個故事講出來。每當一群放牛娃碰到一塊，都爭著要他講幾個故事，還稱他為“故事大王”。
剛滿十三歲，劉德明便作為“半勞力”參加生產勞動，進入了成年人群體，勞動之餘和夏日納涼，叔伯長老總圍著他，要他講故事。有一年，全隊的勞動力集體居住在一個水利工地上，做一項水利工程建設，雨天和晚上，他完完整整地給他們講完了一部八十回本《水滸傳》。
對於這樣的日子，他倒也蠻高興的。看了書去講，講完了這本書，又看那本書，再去講，循環往複，樂此不疲。
誰知好景不長，不久，他父親續弦，後母進門了，又有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這後母似乎有些變態心理，看到澤民如此愛看書，橫豎不順眼，不僅聲言厲色地訓斥，甚至動輒非打即罵揪耳朵。時間一長，左耳上環被揪得壞死了，以致整個左耳成了畸形。後來她幹脆把書奪過去撕毀或丟進灶孔一火焚之。
有借無還，他再也借不到書看了。
那時，整個中國可能還沒有走出貧困。年頭時節，也就是春節和一些傳統節日，包括臘月二十四過小年，正月十五鬧元宵，就連城鎮在內，都流行打三棒鼓，連花鬧（快板），玩獅子龍燈踩龍船，在給別人送去歡樂送去祝福的同時，也會得到一些“施舍”，幾分錢或幾支香煙什麼的。讀過書而且能寫一點東西的父親，便讓他帶著他同父同母的弟弟打三棒鼓。鼓詞就出自父親筆下。鼓詞必須背誦，這在雷澤民看來隻是“小菜一碟”。父親發現他確有過目成誦的能力，私下嘀咕：“這孩子未必真是個神童？”節日到了，澤民就領著他的弟弟繞著附近的村子轉，家家到戶戶落。寒冬臘月，風雪無阻。衣衫襤褸，一雙破鞋拖在腳上，幾乎每年腳後跟都要凍穿眼。現在提及此事，還有人能形象地描繪出他當時的慘狀——白雪皚皚的路麵上，印著他們兄弟倆腳後跟凍瘡口流出的殷紅的血跡！
對這段日子，他似乎沒有像別人感覺到的那樣悲催，反而覺得欣慰。因為，他嗜書如命，背誦父親所寫的鼓詞也是在讀書。而且就在這一階段，他又讀到了很多民間流傳的地方小曲或折子戲，如《桃花扇》《野豬林》《陳世美》等等。
盡管他每年節日通過打三棒鼓可以獲得一些收入貼補家用，但在後母眼裏，總容不下他，他也覺得在家裏已經過不下去了。父親隻好忍痛割愛地讓他離開家，入贅本村劉氏，名字改為劉德明。這是一九六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劉家也是家大口闊，農事耕作中繁重的體力勞動必不可少。但是，妻子和通情達理的嶽父嶽母還是給了他一些家庭的溫暖。更可喜的是早聽說他喜歡看書，不僅不反對，還在農閑給他借來書看。
“怪才”之說
“文革”對於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一場劫難，卻給了劉德明這個“半知識分子”嶄露頭角的機會。鄉村都要組建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建立文化室、俱樂部。要寫劇本，要演文藝節目。出牆報、辦專刊就要畫刊圖；表揚好人好事就要寫表揚稿；“批林批孔”批“壞人”就要寫批判稿。當時少有能寫會畫的。這時，劉德明派上了用場，既當隊長，又是編導、演員，而且自編自演的文藝節目還在公社拿過獎。這不能不讓這裏的人們好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