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日，武漢市協和醫院又傳出一張無情的診斷書：湖北省公安縣鄭公中心衛生院主治醫師汪汝華，男，42歲，組織切片檢查為“鼻咽ca”（即鼻咽部惡性腫瘤）。
不幸的消息很快傳到他的單位和家鄉。他的兒女、同事、鄉鄰無不為其生命擔憂，以為他的身影會從此消失。然而，通過在漢三個月的治療，他居然神奇般地重新站立起來了。而且近六年來，他用頑強的毅力，滿腔的工作熱情，崇高的醫德醫風，為自己，也為他的病人譜寫著一曲曲生命之歌！
他把工作和學習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當初，突如其來的撕肝裂肺的消息，針一般地刺痛著護送他去的妻子的心；她想瞞著他，可是他的無原因頭痛和咽喉痛已十年，原來服幾顆“ABC”還可以緩解，這次去漢檢查前，“抗生素”也無濟於事；再說這次又做了頭部“CT”和組織切片檢查。憑著醫生的敏感和直覺，他知道了。但為了不給柔弱的妻子帶來痛苦，他用理智強烈地控製住自己，不能流淚，不能躺倒；隻是希望還能活上三五年，還能工作……
的確，他把工作和學習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住院三月後，在他的出院證上分明填寫著：休息三月。但他隻休息了一個多月便要去上班，妻子和單位領導再三勸阻。翌年正月初十，院領導到家裏去看望他，要他安心休息，他深情地說：“我從一個初中生到主治醫師，多虧了黨的培養；這次，又是組織上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隻要還有一口氣，就要憑著我的技術報答黨的恩情。”他執意上班了，才休息兩個月零兩天。
他僅僅是用上班消磨時日嗎？不，他是在用工作延續生命！
他住在醫院所在集鎮西郊，相距近一公裏。先前他一般是騎自行車上班的。但頸椎和腰椎毛病的加深使他不得不安步當車。而且因“放療”破壞了口腔腺體，不分泌，無唾液，影響說話、吞食，需要長期用水濕潤口腔。很多時候，都是自帶一瓶開水上班；若遇雨雪天氣，他要一手提水瓶，一手打傘，踏著凹凸的泥濘路去趕上班時間。寒暑易節，陰晴雨雪，他從不遲到早退一分一秒，上班時從不“串崗”，連正常的每月四天“月休”也搭上去了；醫院定期的黨組織活動一般都在晚上進行，他從未缺席；一九九二年春節值班，醫院並未安排他去，可他卻自告奮勇地出了個“全勤”——十二天。
對於業務學習，汪醫師一直是孜孜不倦。他一九六二年拜師學中醫，一九六五年調入現所在醫院工作。他深知，沒有過硬的醫學水平是無法履行醫生救死扶傷的天職的。所以即便病魔撲上他的身軀後，他也並未放鬆業務學習。在家裏，盡管有賢惠妻子的“幹預”，他每天也要堅持學習半小時；上班看病間隙中，也要拿出業務書籍來翻看。三十多年來，他記下了百萬餘字的業務學習筆記和無數本門診重要病例記錄。
談到醫術，汪醫師總認為自己“沒有什麼成果”。但他在實踐中卻獲得了很大成功，因為他擁有大量的病人，並用有限的時間創造出了超越時間的價值——僅醫院分人登記的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一季度，他就接收門診病人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二人，創造經濟收入九萬五千五百九十八元，分別是門診八名醫生這兩項平均數的兩倍以上和一倍之多。
同事們一致認為，汪醫師對肝病治療有一定的研究，治愈了不少肝病患者。而今在他的臥室，還懸掛著一位肝炎患者贈給他的“醫德永存”的匾額。同時，他把實踐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寫出了兩篇雖未寄出發表但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醫學論文：《也談慢性病毒型肝炎的辨證施治》《論急性黃疸型傳染性肝炎》。
他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
生命誠可貴。一個將被惡魔奪去生命的人是最能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和分量的。但汪汝華同誌考慮的不是自己，而是他的病人。在他的身上，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得到了真正體現。
對農村老年病患者，他體貼入微。很多時候，農村老年人看病，從劃價到取藥。因不識字找不到地方，要往返幾次，他就帶著病人交錢取藥。有一次，一位老大爺因病情嚴重需住院治療，老大爺一聽急了：“我無兒無女，連糊口都難，哪有錢住院！”汪醫師毫不遲疑地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五十元錢為老大爺預交了住院費，並時不時從家裏為老人端來飯菜。當老人痊愈出院找到汪醫生，老淚縱橫地說：“你真是個好醫生啊！菩薩一定會為你這樣好心腸的人添福添壽的。”
今年四月七日上午十時許，門診部一名五六歲的小孩注射後玩耍時突然出現“青黴素延遲過敏反應”，口吐白沫，心跳微弱，隨時可能停止呼吸。小孩生命垂危，十萬火急！母親抱著小孩求救。汪醫生見狀，跑步將其母女送到相距百米的住院部急救室。讓當班的“一線醫生”急救，又跑步到三樓會議室叫業務院長，回頭又下樓找“二線醫生”。當他找來“二線醫生”時，他自己已是臉色蒼白，嘴唇紫黑，隻聽得圍觀者中發出“汪醫師也不行了”的驚呼。此時此刻，他何曾想到惡魔正在吞噬著自己的肌體！短暫而又漫長的四十分鍾過去了，小孩複蘇後，汪醫師才露出一絲緊張而慶幸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