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他的腰椎間盤突出毛病一度嚴重複發，連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對登門求醫者，他並未推脫，而是靠在床沿上開出處方……
在鄭公地區，隻要請汪醫師為自己或為小孩看過病的人都知道：
他開處方是非常講究劑量的。即使給小孩開幾顆“驅蟲淨”，也要按照小孩的年齡、體重等進行仔細計算；對於中藥處方，更是他的本行。
他說“藥物的劑量不是‘l+1’的硬性組合，不能生搬硬套書本知識，而要結合病情和藥材產地合理配比”。汪醫師正是憑著對病人高度負責，對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贏得了廣大患者的高度信賴，盡管身患絕症，人們絲毫不懷疑他的醫術。
鄭公糧管所有個叫羅會元的病人，去年6月因腦出血在沙市手術，回家後仍是半身不遂，走路要靠拐杖，生活不能自理，一定要請汪醫師上門治療。這對身患絕症的汪醫師來說，不能說不是個難題，但他樂意接受了。一直到年底，每周一次上門切脈問診，調整配方，從不間斷。遇上酷暑嚴寒天氣，病人的家屬便到醫院跟汪醫師說：“反正您知道他的病情，就直接處方吧！”汪醫生卻說：“這怎麼行，醫生看病就是要看嘛！”采訪中，羅會元告訴筆者：“汪醫師不僅給我藥物治療，還給我精神治療；他總是告誡我要經常上街走走，堅持鍛煉，不要悲觀；他還用張海迪做大型手術不打麻藥針的毅力的事例，鼓勵我對治療要充滿信心，但他從不說他自己是怎樣忍受痛苦的。”經汪醫師近一年的悉心治療，水藥吃膩了吃丸子，治了疾病治精神，現在羅會元不僅可以生活自理，而且甩掉了拐杖，信步上下堤坡散步了。
他在領導和同事心目中是“活著的英雄”
對於癌症，上至高級官員，下至黎民百姓，一旦確診，不少患者或一蹶不振，精神驟然崩潰；或吃喝玩樂，自此消沉。所以很多時候為減少患者痛苦，隻好“保密”，有的至死不知自己所患真實病名。而汪醫師，自確診的那一當兒，他就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而且一個行醫三十多年的醫生，比多少人都知道癌症的厲害。但他隻是強調“三分藥物，七分精神”，活得瀟灑，活得精神！你看他，西裝革履，走路強作健步行雲，說話侃侃陳詞。要是不知他病情的人，誰能想到他竟是一個踏上“絕望線”的患者。僅此一點，也要給人們多少教益！
不過，他並未墜入時下麻將度日之俗，更未想過遊山玩水，連一年一度到武漢協和醫院的“例檢”，也是院領導再三敦促才去，去後也從未偷過“閑”。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去就要花錢，能節約就盡量為單位節約”。
他無時無刻不在為集體著想，為醫院建設著想，為國家的衛生事業著想。醫院對他用藥的“特別政策”是“要多少，用多少”；可他前幾年的藥費卻與一部分正常醫護人員相差無幾。
前不久，他還從長計議地向院領導提出了建立“圖書室”的建議，以便醫護人員自修，提高醫院整體水平。
對於同事，他總是和睦相處，以誠相待。工作中，如發現其他醫生處方有誤，他便主動與之商量，交換意見，予以糾正；對於青年人，更是熱情幫助。去年春季，有個青年藥工初上藥房，常常為一藥多名不會算價問汪醫師，汪醫師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訴她。
談到這些，連堂堂男子也感動得泣不成聲！
人們常說：“活著的英雄樹不了，身邊的英雄學不了。”汪汝華同誌熱愛集體，團結同誌，也博得了單位領導和同事對他的真心愛護。
在鄭公醫院，在鄭公地區，無論男女老少，沒有人不誇他是與病魔頑強抗爭的“硬漢子”，沒有人不佩服他紮實的工作作風和刻苦鑽研業務的精神，沒有人不讚賞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品質——在他重新上班後的幾個年度，連年都被評為本院先進工作者，全縣衛生係統優秀黨員和先進個人。
這，使人不由想起當代著名詩人臧克家一詩中的名句：
“他活著是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人，群眾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原載《湖北日報》1993年8月6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