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影和劉冠發是我多年的朋友。《悼小影》是在吊唁他的靈堂現場草就的悼詞，追悼會上宣讀時，很多人流下了眼淚。一周年時，陳夫人王丕玲給他立碑，要求用作碑文，我便作了濃縮；劉冠發去世後，沒有開追悼會，但我一直想為他寫點什麼。三周年了，我想他的妻子兒孫可能會為他立碑，便寫了這篇碑銘。今年國慶期間，劉冠發的妻子果真打來了電話，要為丈夫立碑。我將這篇碑銘讓他的小兒子帶去派上了用場，也算是了卻了我的夙願。
所附《跨出國門的公安人》“采訪小記”，是二○一○年至二○一一年間，我受縣僑聯之聘主編該書的過程中寫下的。全書共十八篇文章（19人），當時差不多每篇都寫了小記，這次編輯時舍棄了一些。
“詩歌漫集”中，錄入了過去寫的一些新詩，隻有《荊江分洪工程禮讚》是新近寫的。對荊江分洪工程，原計劃寫一篇長詩，但當我在荊江分洪工程局領導的大力支持下，踏訪了幾處重點工程和接觸到大量有關資料後，反而覺得力不從心了，幾次想放棄。那天中午，我準備睡過午覺後再開筆，但莫名的原因總讓我輾轉反側不能入睡，甚至大腦中像有什麼東西在躁動，無意中口吟成了“黃山風骨”幾句，這時我幹脆下床，提起筆來，一忽兒工夫，便寫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雖然會讓很多人不忍卒讀，但我卻似乎有點“下筆如有神”的感覺，隻是沒能寫成長詩。我即刻體會到，這大概就叫“靈感”吧——高爾基說：“靈感得之於頃刻，積之在平日。”
“另類兩篇”中，《東南亞三國印象記》是我應邀參加跨國學術研討會行程中的所見所聞，基本上是從香港到泰國，又從泰國返回香港的飛機上完成的。不僅是這篇文章，對於一名工作在基層行政單位的人來說，能獲得這樣的機會，也算是人生中的一個亮點；《虎渡龍洲湧商潮》是概貌通訊，編入的目的是我對文章的大小標題很滿意（當時寫作過程中，同事胡昌華同誌幫助搜集了商貿方麵的資料）。
“戲劇一則”不排除諷刺，但主要的還是寫動物本身，因為動物也是有心靈的，一個人人喊打的老鼠居然成為了人類生肖之一，而人類共同喜歡的貓卻不是，它當然覺得不公平，於是終於起訴了……集子編成後，我沒有勞人寫序，就用自己寫作本書前所寫的一首詩作了序言。做一個文化“拾荒”者，是我近些年的一直追求。
為了保護眼睛，我沒有使用電腦，總是寫了拿到商業打印社打印。
一本書幾十萬字，不要說走筆之誤，僅非知識性問題的校對就是一個十分頭疼的問題，無論哪種錯誤，都不可饒恕（我曾將一本書的“勘誤”隨書出版信息發到了公安縣人民政府門戶網和公安新聞網上。基本上是校對錯誤，知識性錯誤極少）。但又的確難於避免，希望得到善意的批評。錢伯城“文革”前後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編輯了一套三袁詩文集，還“沉澱”了“文革”十年，應該說沒什麼錯誤了。出版後，武大教授李健章將其中的錯誤找出來，硬是編成了一大本書——《袁宏道集箋校·誌疑、袁中郎行狀·箋證》。不過書中那口氣很委婉，是商榷，是質疑，是箋證，毫無挑剔之相，更無“舍我其誰”之態。但是，如果沒有錢伯城的編輯，也許至今三袁詩文仍然散落著，他無疑是宣傳三袁的第一大功臣。有文學作品就有文學批評，有文學批評才能提高文學作品的水準；有作家就有評論家，還應有社會活動家，哪怕隻動嘴不動手，也會對作家起到促進作用。這本書我請原《公安報》一位記者作了校對，他花了很大精力，但不知還有多少“漏網之魚”？
最後，感謝湖北九陽交通設施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呂超兵先生的熱心支助，感謝湖北省電視台張其平先生聯係出版事宜，讓此書得以順利出版。
王福學
2014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