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因和外因的作用，編了好幾年的書，終於可以坐下來編寫一部屬於個人的集子了。這部集子很雜，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
內容方麵，集結了一年多來心之所想筆之所到的二十多篇東西，又編入了過去所寫的公開發表過的敝帚自珍的部分作品，也算是揀拾自己散落的文化。有些篇目不好歸類，又不想“零落”，隻得塞進去。至於哪些該寫哪些不該寫，我倒是受了王國維那段話的啟發：“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記之得其實。”
關於“揀拾”一詞，我已經用過幾次了。《現代漢語詞典》上沒有這一詞條，隻有“撿拾”，是我根據“揀”（挑選、選擇）的意思與“拾”拚湊生造的，確有些犯忌。但用“撿拾”又不能表達我的初衷，隻好知錯就錯了。
寫作形式方麵，有隨筆，有論文，有紀實文學，有通訊，有詩歌，還有戲劇。編輯時也沒有完全按照寫作先後順序編排。
但有一點是不太雜的，就是大多寫公安的人和事，也大多是在公安寫的，所以書名為《孱陵漫筆》。
漫，就是隨意的意思，也不知是否算得上獨抒性靈？說隨意，主要在寫作形式方麵，對大多數內容我是嚴謹的，有些甚至是考證性的，必欲將道聽途說變成耳聞目睹。
“孱陵漫話”中，為了弄清“誰毀了鄒‘國老’古墓”，我進行了深入細致的采訪；寫《杜甫羈旅公安的日子》，我閱讀了大量有關杜甫的生平事跡資料和相關詩文；寫公安黃山，那山頂古墓的主人究竟是誰？幾年前，我曾想弄個明白，但未去。這次再次登山，看了相關“介紹”，結果發現自相矛盾，旋即形成了一個小稿子——《黃山大頂謝公墓主值得考辨》。後來想到這是公安唯一的一座山，一個平原地區能擁有一座山，十分珍貴，而僅僅“考辨”覺得不夠，便加上了一些描述性和記錄性文字；“兵器堆”究竟是怎麼形成的？至今仍是個謎。但當我聽說李自成到過此地並由他形成，便專程去了一趟湖南石門，在李自成紀念館轉了半天，最終基本認定，“兵器堆”確有可能是李自成形成的；而寫“八怪之一”的呂洞賓，卻寫得特別輕鬆，而且著實享受了一把文學創作的快感。因為是根據舊誌上記載的幾個“古跡”，把他當作“仙”來寫的。那裏麵的情景，是經不起任何考察的。
“學術漫談”中，因為先寫了《杜甫羈旅公安的日子》，便想寫《李白杜甫情商質疑》。寫他們時，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真為他們才高八鬥卻不能養家糊口而不解；《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傳承與終結》更多的是寄予我對中國農耕文明的新的希望和憧憬。
“人物漫記”中，輯入了我過去寫的在全國產生過強烈反響的幾個人物（甘永鬆、胡從軍）的稿子，胡從軍的稿子當時還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播放過。他們所獲得的榮譽是公安本土迄今為止最高的。那樣的稿子，就是通訊。你一個縣裏寫的稿子，文學成分多了，篇幅長了，報刊編輯不會看，有關領導沒時間看。這次寫人物，我就放開了一點，不受篇幅限製。像《我的父親母親》，今後可能還會加長（比如說到父母打小孩，我也多有感慨。在中國，對於孩子的教育，很流行“棍棒底下出好人”的做法。但我的父親母親對我們兄妹不僅從來沒有動過棍棒，連惡話狠話也很少說過。我們照樣成了“好人”。倒是現在一些年輕父母，教育孩子動輒“老子”喧天，拳腳並用，甚至棍棒相加，似乎要置之死地而後快，即便如此，也有小孩頂撞父母。這讓我更加懷念我的父親母親。當然，我們兄妹也很孝順，從不對父母說一句重話，更不敢衝撞父母。因為在我們心中，父母是神聖不可得罪的）。袁中道已有《龔春所傳》，我寫《三袁外公龔大器傳略》，主要想將所掌握並有據可查的大器先生詩文及零散資料“融於一體”。為寫他，我專程到過河南省史誌辦和省檔案館，希望獲取他任布政使期間的相關資料。河南人很熱情，史誌辦出動了幾位工作人員幫助查找，沒找到，便建議我到省檔案館。省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查找了大半天，延遲了中午下班時間，結果得到的僅僅是官職任命的記載，別無其他。關於他的祖居地，是從荊州中學退休教師龔德新先生家裏借用的《龔氏族譜》上知道的。同時從中得知，龔大器一生寫有大量詩文，但大都毀於吳三桂兵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