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然成為我們生活的時代的重要內容和特征。
當代著名的民主理論家薩托利認為，給民主下定義，需要揭示出民主的質的規定性，即區分出民主與非民主。同樣地，回答什麼是全球化，必須指出全球化時代與以往時代的本質差異。正如熊彼特所指出，汽車不是馬車數量的加倍。汽車等新交通工具的出現，導致以地域為基礎的社會和文化的削弱和損害，使交通方式的進步成為一個典型的現代進程。全球化以信息技術革命為重要動力，它更是一個國家與社會、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的變遷過程。
本叢書以“全球化與治理轉型”為名，試圖通過聚焦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揭示出全球化時代公共事務治理的新變化。
誠然，全球化是一隻大象，每個人摸到的隻是它的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盡管如此，盲人摸象對於拚合一張關於全球化的整圖仍然是必要的。就此而言，當前對於全球化時代治理轉型的研究還顯得太少，在已有的研究中，也是宏觀、原則性研究居多，具體、深入研究較少。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時代的公共事務治理之道發生了重大轉型，但對它們之間的關係卻不能進行線性理解，即不能將全球化作為影響治理轉型的一個常量。它們之間是一種表征關係，即不隻是全球化影響了治理轉型，而且治理轉型本身也屬於全球化進程。
由此，我們不但要研究全球化，而且要全球化地思考。本叢書期待能夠在這一方麵有所貢獻，實現全球化研究與治理研究的雙重推進。
盲人摸象這個古老的寓言還可以解讀為：如果盲人們能夠確立共同概念，他們之間的語言可以通約，他們之間願意分享、溝通和討論，那麼，一張關於大象的整圖就成為可能。全球化與治理轉型的研究亦是如此。在今天，關於全球化的任何命題幾乎都存在著爭論。對一些人來說，全球化的確走得太遠了，而對另一些人來說，走得還不夠遠。在一些人看來，全球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全球化意味著一種新的、更大的剝奪。人們對全球化存在著“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不同評價並不可怕，學者的使命正是在於為這種爭論提供知識性準備，以使爭論能夠遵循必要的邏輯和方法。本叢書將論辯、確立全球化與治理轉型的分析框架作為具體目標。
全球化理論家鮑曼曾經對“世界化（universalizing）”與“全球化（globalized）”作出過區分。在他看來，“全球化概念所傳達的最深刻意義就在於世界事務的不確定、難駕馭和自力推進性；中心的‘缺失’、控製台的缺失，董事會的缺失和管理機關的缺失”。它是“新的世界無序”的別名。而“世界化這一概念傳達了建立秩序的意圖和決心”，它“指一種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規模上的轉型重建”。在這裏，鮑曼提醒我們注意全球化時代的秩序重建。如果我們不局限於鮑曼意義上的全球化概念，這種對於秩序重建的關懷可以包含於全球化研究中。而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我們更是將中國的治理轉型作為關懷點和落腳點。著名治理理論家傑瑞·斯托克寫道：“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治理’的思想開始占據了發展研究的舞台中心。”
“發展研究被說成是‘非同尋常的事業’，因為它一方麵支持對待‘第三世界’時需要遵循與西方的‘差異’原則；另一方麵又強調‘相似性’，即發展的目標在於讓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和（政策）過程和發達國家更加相像。”如果說治理理論屬於全球化時代，那麼它們之間的這種同一性至少在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治理轉型同時態化了，盡管它們的內容可能各不相同。中國的治理轉型需要融入全球化，而世界秩序的轉型重建也需要中國，而且中國的治理轉型本身就是世界秩序重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是同一個過程。基於這樣的原因，我們把全球化與治理轉型的研究同時當作為中國研究，當作為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探求。
是為序！
鬱建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