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經濟的功能和結構中，目前和持續中的轉型改變了國家的作用，並且為非國家角色的發展創造了空間。一方麵，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社會運動和全球交往網絡快速增長，提供了一個全球公民社會已經出現的證據，另一方麵，國家越來越陷入到與全球公民社會、全球資本以及由三者共同結合而成的全球治理結構的複雜關係之中了。在這種新情勢之下，越來越多的關注開始由“國家中心”轉向“社會中心”，康德式的“世界公民社會”理想開始複興。一些學者明確提出，全球公民社會意味著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性聯合，它是個體自決自治的領域，它的成熟終將消解國家邊界，從而帶來民族國家的消亡。雖然這種觀點遭遇了多方的置疑，但它無疑也對新世紀的社會思潮和政治實踐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現在，即使最保守的觀點也傾向於承認，全球公民社會的概念確實構成了對國家等傳統政治概念的極大挑戰。
然而，“正如沒有一個以市場經濟和公民權利為根基的現代公民社會，就難以建構一個現代國家一樣，沒有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公民社會也難以建構起來”，許多經驗事實和理論上的論證共同表明，全球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遠非一種彼消我長的簡單關係，國家和公民社會都不是固定的實體，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它們的結構、目標、支持者、規則和社會控製都會發生變化，它們在不斷地適應當中互相轉化和互相構造。因此，如果因全球公民社會的迅速崛起而認為它帶來了一種實現“自由人的聯合”的希望，認為國家正經曆著權力的嚴冬，則顯得過於匆忙。在現時代，我們應該更加認真地對待全球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將對它們的規範性研究牢牢地建立在經驗現實的基礎之上，合理把握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為國家在未來政治中的作用做出恰當定位。
一、變動中的國家
在上世紀晚期的曆史中，國家正經曆著轉型。促使國家轉型的因素首先來自於積累策略的轉變，研究表明，資本主義國家正由福特主義邁向後福特主義，即使在尚未完全實現福特主義的國家，後福特主義的影響也非常明顯。
後福特主義的典型形式也被稱為以信息、高端科技、微電子技術為基礎的“知識經濟”，它具有彈性化的生產方式和新的集體消費關係，其顯著特點表現在：它是一種基於多技能工人與不熟練工人相結合的彈性生產機製，以空間經濟和網絡經濟的運行為基礎，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增長方式，後福特主義的有效循環將基於靈活和網絡化的生產，在對技術、其他創新租金以及靈活性能充分利用的基礎上，利潤率大幅提高，更靈活的生產裝備、技術和新產品的再投資不斷擴大。資本主義積累策略的這種變化，必然導致政治策略和領導權策略的變更，或者可以說，“福特主義不隻是一種工業或經濟的安排。它同樣定義了國家、個人及社會的關係”，在後福特主義中，“基於階級基礎的政治是不可能成功的，個人主義及消費者是政治的基礎，國家應該因此而重新為人們所認識。”後福特主義時代的降臨，技術和經濟範式的轉換，新的積累體製、調節方式及其社會化的重構，對國家的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挑戰。福特主義工業社會中國家履行三種特殊職能的能力——（對工業和其他的）“管製”、（對收入和其他的）“再分配”以及“實現充分就業”——在後福特主義知識經濟社會中，都受到了削弱，比如裏根和撒切爾在美國和英國所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幹預和調節方式為例，後福特主義從官僚主義形式在合作結構中占據統治性的支配地位，正走向擴散化的、非中心化的、更彈性化的組織形式。國家主要以培育知識基礎、營造創新環境、提供製度設計為其關鍵的幹預模式和調節方式，在事實上市場和社會充分發揮調節作用。
影響國家轉型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全球化。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大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以技術控製為核心）正在加速從福特主義向後福特主義變化，即規模經濟向靈活經濟過渡，這種新模式是建立在生產過程的中心——邊緣結構基礎上的，大的跨國公司在其母國用少量的雇員掌管著金融、技術開發、組織和創新，發展中國家成為生產過程中的車間。這就意味著在生產過程中大量使用的是主要由少數民族、婦女和移民構成的非技能勞動者，“失去祖國的”公司不再明顯以民族國家的運行為基礎。這一投資形式的變化直接造成了兩大尖銳的政策問題：一是國家該如何避免大量的投資衝擊和資本外逃，二是如何降低國內的勞動力成本。就前者而言，為了保持企業對投資的信心，國家無法再以慣常的通貨膨脹手段來刺激經濟增長，因為它帶來高利率和企業利潤的下降。就後者而言，國家不得不重新對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做出考慮。從全球社會流動的角度來看，不同形式的民族國家由於移民的不斷增加而受到挑戰，大量移民降低了種族和文化的同質性以及公民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同時，全球化所彰顯的自由與流動在增加經濟和社會事務複雜性的同時也提高了公民的自主性與自治能力，促成了這樣一種趨勢：公民要求獲得自主和自治的權利，他們借助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和組織來實現這一願望，介於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非政府組織的興起成為普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