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格雷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在他看來，西方的自由生活變成了為爭奪國家掌握的資源的戰場：過於重視平等，團體權利和對少數群體的照顧，妨礙了司法自由、機會均等這些社會的基本條件。相對於早期西方的市民社會而言，當前的自由生活反而是一種倒退。因此，格雷建議東歐應當學習以前的西方，在專製主義下建立市民社會，而不是學習現在的西方，讓市民社會生活在大眾民主造成的混亂中。在繼續進行私有化和建立真正的法製的同時，這些國家的當務之急是建立那些限製民主而不是高揚民主的建製。乍看來，格雷所提倡的專製與市民社會的發展格格不入，然而，這卻正體現了格雷的自由公民社會的激進理想。在他的理解中，既然大眾民主無力保障市民社會中經濟自由和契約自由的實現，那麼就隻能依賴於強製性的外力。但與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寄希望於自治團體發揮對公民社會的規範理解不同，格雷將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國家身上，這體現的正是黑格爾的國家主義傳統。在複興的公民社會理論中，格雷的觀點尤其值得思考。
在左翼陣營中同樣存在反對公民社會三分法的力量，其代表人物是約翰·基恩。基恩認為，“一種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理論……必須更多地考慮它在生產、交換和消費方麵的主要的組織原則。”基恩將市場看作公民社會的力量之源，剝奪了財富來源的市民社會實際上喪失了捍衛和擴大其權力的物質基礎。從一個簡單的事實來看，工人運動的可能性就寓於一定的經濟能力。另外，經濟領域也是市民社會得以對抗國家的力量之源，如果沒有經濟前提，行動者不可能發揮社會功能，慈善團體、工會、專業性的組織和工人聯合會等都無法建立。總之，“在沒有市場的地方，市民社會不可能存在下去”。因此，基恩激烈反對將經濟領域獨立出市民社會的三分法，認為在國家之外將市民社會作兩層劃分所體現的仍是從前那種強調市場失靈的老觀點。但是，基恩雖然批評對市場力量的全盤否定，同時也指出，市場的確不盡如人意，它存在結構性弱點：市場失靈和市場變化從來就不是自發愈合的，它總是要仰仗互助的以及自願的各種社會基礎組織；並且，市場無法創造出社會秩序，關鍵的社會整合在市場的互動中無法實現。可以說，“沒有市民社會的地方，就不會有市場”。可見，基恩對市民社會經濟性質的強調不但是有針對性的，而且是有原則的。他主張的實則是一種以經濟為核心的、市場與社團聯合互動的社會結構，在其中市場和社團的功能和作用分明，但卻並不因此應該和能夠彼此分離，更不應該將任何一部分劃離公民社會這個統一的概念。
然而，概念上的分歧並沒有減少人們對於公民社會的期待。在西方，除新自由主義和左翼批判理論宣揚公民社會理論之外，倡導“第三條道路”的新左派也以公民社會的培養作為應對福利國家所麵臨的全球化挑戰的落腳點。
“第三條道路”指涉廣泛的內容，至少包含了美國民主黨和西歐左翼政黨為解決全球化時代出現的各種問題而提出的種種執政理論，但以英國首相布萊爾及其精神導師吉登斯的理論主張和英國工黨的政治實踐為其主體內容。
工黨的轉型和布萊爾主義的產生主要源於對福利體製危機和國家幹預主義反思和應對。我國學者王振華指出，“工黨著力於重新塑造自身形象，大力宣揚超越左、右的實用主義政治哲學，同戰後，特別是70年代以來英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和變化密切相關”。這種轉型和變化即是後福特主義的來臨以及由此導致的“政治支持結構的變化”。全球化同樣是英國變革的重要背景，布萊爾曾談到，“第三條道路”就是要認真對待世界經濟和社會中出現的“改變”。這些改變表現在：（1）全球市場和全球文化的日益發展；（2）技術的進步以及專業技能和信息增加成了就業和新興產業的主要驅動者；（3）婦女角色發生了改變，必須為她們提供機會；（4）政治本身性質的急劇變化。為了回應變化，政府必須處理兩股壓力，一股來自要求更多自治權力的地方，另一股來自全球化後有越來越多的問題必須仰賴國際合作才能處理的世界。吉登斯也對“全球化”對福利國家造成的挑戰作了詳細而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新的全球化時期不僅衝擊了福利國家的經濟基礎，而且衝擊了其公民把自己的財富等同於國家財富的信念。國家沒有能力對經濟生活提供有效的中央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