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哈佛大學教授、英國社會民主黨的發起人雪莉·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就指出歐盟的“民主赤字”，她認為歐盟不僅應代表歐洲政府，更應當代表歐洲人民。
總之，民主危機在民族國家和國際領域普遍地存在，它引發了一些突出的問題，比如政治冷漠、社會分化甚至恐怖主義活動，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的處理勢必影響到正常的國際秩序。近年來，除了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還有許多力量也加入到促進民主政治的推進中來，其中，全球公民社會的努力尤其引人注目。
二、全球公民社會的民主悖論
民族國家和國際組織中普遍存在的“民主赤字”或“民主欠缺”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民主危機，幾乎在同一時期，公民社會因其凸顯了價值領域的公民本體論與政治領域的公民自主性從而帶來了改進傳統政治民主的新希望。
從戰後的曆史來看，公民社會的生長與民主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在西方，幹預式國家在石油危機爆發後成為眾矢之的，失業、貧困等問題都被提升到與公民權相關的高度。在嗣後的改革中，民主是核心概念，而公民社會則扮演了重要角色。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小政府、大社會”，在1989年世界銀行報告中首次提出治理和善治概念後，它更以治理理論作為改革的理論指導，而治理的基礎與其說是在國家，還不如說是在公民和公民社會。新左派政治以“製度”而非技術的思路來化解福利國家麵臨的全球化風險，其理論核心也在“民主製度的民主化”，即深化並拓展雙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會中的機構結成夥伴關係，采取共同行動來推動社會的複興和發展。這一時期，從非洲到東歐、從亞洲到拉美的諸多國家也走出了單純對“人民統治”理念的追求，逐漸將參與的觀點引入民主，使自決和自主的概念與民主相銜接。總之，20世紀70年代以來針對國家的反應彙聚成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卡爾多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指出，無論是西方對幹預式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反應還是東方對家長製國家、威權主義和戰爭國家的民主反應；無論是表現為對經濟自由和財產權的籲求，還是表現為對道德、自治和個體責任的關注，針對國家的反應都強調個體主義，不但要求提高個人作為個體的參與權，還要求提高國家作為個體的參與權。
可以說，公民社會已經成為全球民主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中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在很大程度上，公民社會是否成熟已經成為衡量一國政治是否民主的重要尺度，甚至如意大利學者盧恰諾·佩利卡尼所說“沒有公民社會，自由和民主就無法生存和發展”。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公民社會之於民主建設的重要意義逐漸跨越國界，全球公民社會便成為跨國民主討論中的核心所在。總之，公民社會與民主的關係，正如戈登·懷特所言“公民社會思想在任何關於民主化的討論中都處於中心地位，因為它提出了社會力量在限定、控製國家權力並使之合法化方麵所發揮的作用這一主要的問題。”我們可以從民族國家和全球兩個實踐層麵中看待這種關係。
在民族國家中，以中國公民社會與政治民主的關係為例。我們看到，在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推動下，不但個人獨立性相對擴大，而且在政府行政組織之外開始了民間社會的組織化過程，中國的公民社會也逐漸發展起來。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非政府組織日益成為國家不能忽視的社會主體。隨著經濟和政治體製改革的推進，民間組織的作用也不斷增強，逐漸成為聯結政府和公民的橋梁。在中國，行業協會是民間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業協會積極向政府部門就有關經濟政策、行政和法規提出意見和建議，爭取政府政策支持，協調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以推進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它們不是致力於分配得利潤給股東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國家機關之外追求公共的目標，它以小型而又靈活的方式實現著公眾的願望，改變著國家與公民的關係。